“而且千真万确，完全来自生活本身。您想的是什么？”

    解剖室主任又回到自己的窗前，翻检他的那些试管，过后又问道：

    “炉子怎么样？”

    “谢谢您的介绍。这人真是有意思。将近一个小时谈的都是黑格尔和克罗奇。”

    “那还用说！人家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

    “别提啦。”

    “是不是倒烟？”

    “就是这个毛病。”

    “烟筒装得不对。插到炉子上的地方应该糊住，那才正好把烟从气眼拔出去。”

    “是把它装到炉口上了。可是总冒烟。”

    “那就是没找准烟道，排到风道里了。也许是进了通风口。唉，塔拉修克不在！您只好忍耐一阵吧。这也非一日之功。生炉子这事可比不得您弹钢琴。劈柴准备了吗？”

    “到哪儿去弄啊？”

    “我把教堂的更夫给您派来。他搞木柴有门路，能把篱笆墙拆了当柴烧。不过事先提醒您注意，应该跟他讲价钱。他漫天要价。或者我把治虫子的老太婆找来。”

    他们下楼来到门房，穿上外衣，然后走到街上。

    “找治虫子的干什么？”医生说。“我们那儿没有臭虫。”

    “这和臭虫有什么关系？我说东，您就说西。不是臭虫，是劈柴。这个老太婆很会做生意。整幢的房子和屋架她都能当烧的东西买下来，能提供相当可观的数量。当心，别绊倒，太黑了。在这一带，过去蒙上眼睛我也能走。每块石头我都清楚。我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自从把篱笆墙都拆掉了以后，我睁着眼也认不出来，仿佛是到了陌生的地方。露出来的这一片成了什么样子！风格古朴的几幢小房子周围长满了灌木丛，花园里用的圆桌，已经朽了一半的长椅，就躺在那儿。前几天我在三条巷子的交叉路口就路过这么一处荒废的地方。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用手杖在地上挖掘，我就说：‘上帝给您帮忙，老奶奶。您是不是挖蚯蚓，想钓鱼吧？’当然，我这是开玩笑。可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挖蚯蚓，老爷，是找野蘑菇。’说得真不错，在城里就跟在森林里一个样，到处闻得到发霉的树叶和蘑菇气味。”

    “我知道这个地方。就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之间，对不对？我从那儿路过，总有些意外的发现。要么是碰上一二十年没见过面的熟人，要么是找到点什么东西，据说在拐角的地方还有抢劫的事。这也不奇怪，那里四通八达。到斯摩棱斯克那些残留下来的黑窝去的路，到处都是。抢了东西再扒衣服，然后逃之夭夭，你连个影子也找不到。”

    “灯光也太暗啦。难怪都把路灯叫作紫斑。真是恰到好处。”

    的确，无奇不有的意外的事，都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地方让医生遇到了。深秋，就在十月战斗发生前不久一个寒冷漆黑的晚上，他在这个拐角的地方碰上一个人，横躺在人行道上，神智不清。这人伸开两臂躺着，头靠在石柱上，两腿搭在路边。他不时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呻吟。对医生试着让他恢复知觉而大声提出的问话，这人只低声含糊地吐出几个不连贯的字，又一次昏迷过去。他的头被打破了，染满鲜血，经过匆忙的检查，看来颅骨还是完好的。这个躺倒的人毫无疑问是一次武力抢劫的牺牲品。“皮包，皮包。”他轻声说了两三次。

    医生用附近阿尔巴特街药房的电话叫来了派到圣十字医院赶马车的老头，把这不知名的人送到医院。

    这位遇到不幸的人原来是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医生治好了他的伤，而此后多年他就成为医生的一个庇护人，在那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年代，让医生免受了许多麻烦。

    那是个礼拜天。医生空闲无事，因为他不需要去上班。他们已经按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设想的那样，在西夫采夫街家里的那三个房间住下来准备过冬。

    天气寒冷而多风，预兆要降雪的低垂的乌云，颜色是墨黑的。

    从早起就开始生火，不住地冒烟。对如何生火一无所知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断给纽莎出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帮倒忙的主意，而后者已经让这些潮湿得点不着的劈柴弄得狼狈不堪。医生看到这些，而且知道应该怎么办，就试着要插手，可是妻子一声不响地扶住他的肩膀，边送他走出房间边说：

    “回你自己房里去吧。本来就够头疼的啦，还来碍事。你就是有个说话打搅我的习惯。难道还不明白，你的主意只能是火上加油？”

    叫奥，油，东汉奇卡，这可太好啦！炉子一下子就能着起来。糟糕的是，我既看不到油，也看不到火。”

    “现在不是说俏皮话的时候。你要明白，有的时候根本顾不上这些。”

    生火的失败破坏了礼拜天的计划。大家原希望在天黑前把必需的事做完，到晚间就空闲了，但现在都落了空。午饭推迟了，想用热水洗洗头和做点其他事的打算也都办不到。‘烟很快就冒得让人没法呼吸，大风把烟倒灌到屋子里。房间里弥漫着烟熏的黑雾，如同神话中的死沉沉的林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所有的人赶到隔壁房间里去，打开了气窗。他从炉子里掏出一半木柴，在剩下的一半当中用细柴和禅树皮铺了一条引火道。

    新鲜空气从气窗夺路而入，摆动着的窗帘向上飘了起来。从写字台上飞走了几张纸。风把远处的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在各个角落里回旋，像猫捉老鼠似的追赶残存的烟雾。

    燃着了的木柴迸出火焰，僻僻啪啪地响着。小炉子像是被旺盛的火呛得不住喘息。铁皮炉膛上出现了一圈圈炽热的斑点，仿佛是肺结核病人脸上的红潮。屋子里的烟变得稀薄了，最后终于消失得干干净净。

    房间也变得更加明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不久照解剖室主任的指导腻好的几扇窗，这时都蒙了一层水汽，暖烘烘的油灰气味一阵阵袭来。炉旁烤着的劈碎的木柴也散发出气味：苦辣辣而呛喉咙的是云杉皮，清香得像化妆水味道的是白杨。

    这时，仿佛从气窗吹来的一股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飞快地跑进来对大家说：

    “街上开了火。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官生和站在布尔什维克一

    边的卫戍部队的士兵采取了军事行动。到处都有冲突，起义的据

    点不计其数。到你们这儿来的路上我两三次遇到了麻烦，一次是在德米特罗夫卡大教堂的拐角上，另一次是在尼基塔城门附近。已经没有直通的路了，我是绕道过来的。赶快，尤拉！穿上外衣，咱们走吧。应该去看看，这是历史性的事件，一辈子只能碰上一回。”

    可是，他自己却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坐下来吃午饭，等到要回家的时候，准备技上医生一同出去，但是戈尔东来了以后把他们劝止了。戈尔东同样是飞快跑来的，带来的消息”也一样。

    在这段时间里，事情又向前发展了。又有了一些新的细节。戈尔东讲的是射击越来越猛烈，行人被流弹意外地击毙。据他说，城里的交通已经中断，能够走到他们这个巷子里来简直是奇迹，不过回去的路已经断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听劝告，试着到外面去探探情况，但很快就返了回来。他说，巷子根本出不去，子弹呼呼地飞，不少角落打下一块块砖头和墙皮。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人行道也断了交通。

    萨申卡这些日子着了凉。

    “我说过无数次了，不要把孩子抱到生了火的炉子跟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了气。“受热要比着凉更有害。”

    萨申卡的嗓子出了毛病，开始发高烧。这孩子的脾性很特殊，特别害怕恶心和呕吐，仿佛时时刻刻要出现这种反应。

    他推探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拿着喉镜的手，闭上嘴不让把它放到嗓子里去，喊叫、挣扎。无论怎么劝说、恐吓，都不起作目。突然，萨申卡不小心张大了嘴舒舒服服地打了个呵欠，医生借这个机会动作飞快地把小汤匙伸到儿子口里，压住舌头，赶忙查看了一下萨申卡紫红色的喉腔和化了脓的肿大的扁桃体。看到的情形很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惊。

    过了不多一会儿，医生用同样的手法从萨申卡嘴里取了一个涂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有一台显微镜。他拿了徐片，自己勉勉强强地作了检视。幸好不是白喉。

    但在第三天夜里，萨申卡突然出现了假性格鲁布喉炎的症状。他发着高热，端木过气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孩子，但自己又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孩子就要死了，把他抱在手上在屋子里来回地走，而萨申卡却开始感到好了一些。

    应该搞到牛奶、矿泉水或者苏打水进行灌救。不过，这时正是巷战的高峰。挑射的枪声和炮击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即便尤里·安得烈耶维奇敢于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交火地带，在火线的那一边也不会见到一个活人，因为在情况彻底明朗以前，城里的生活已经完全停顿了。

    不过局势很快就清楚了。到处传来的消息说，工人已经占了上风。被分割开来而且和自己的指挥部失去联系的一群群士官生，还在个别地抵抗。

    西夫采夫这个区处在从多罗戈米罗夫方向朝市中心进逼的士兵的行动范围以内。对德战争的士兵和少年工人坐在街巷里挖成的堑壕当中，他们已经熟悉了附近房子里的居民，不时和那些从大门向外探望或者走出来的人像邻居似的开开玩笑。市区这一部分的交通已经恢复。

    作了三天俘虏的戈尔东和在日瓦戈这里被困了三昼夜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都走了。在萨申卡生病的艰难日子里有他们在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很高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也原谅了他们忙中添乱而额外增加的麻烦。为了表示对招待的感谢，他们两个都觉得有义务不断地和主人谈话，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被这三整天的无聊空话搞得如此疲倦，以至于和他们分手时感到很庆幸。

    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都平安地回了家，不过，根据这一次的实际检验而作出敌对行动已经全面停止的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不同的地点仍有军事行动，某些区还不能通行，医生暂时还不能到自己已在想念的医院里去，那儿的桌子抽屉里还放着他的《游戏人间》和业务札记。

    只是在个别市区内部，人们才在清早外出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买面包，路上遇到拿着瓶装牛奶的人，就有成堆人围上去打听人家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牛奶的。

    有时全市又恢复了射击，再一次吓跑了群众。大家都猜测双方之间在进行某种谈判，进展得顺利或者不顺利就反映在枪炮射击的时强时弱上。

    有一次是在旧历十月末的一天晚上九点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步走在街上，想要到住在附近的一个同事那里去，不过也并没有什么特殊要办的事。这一带往日是比较热闹的，但现在人烟稀少，几乎见不到行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得挺快。天上飘起初降的稀疏雪花，风却越刮越猛，眼看着变成了一场大风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条小巷拐到另一条小巷，自己也记不清转了多少次弯，雪也下得更加稠密，开始变成了雪暴。这样的暴风雪在空旷的田野会打着呼啸遍地弥漫开来，在城市狭窄的死巷子里却像迷了路似的反复盘旋。

    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物质的人间，在近处或远方，或大地或天空，发生的事似乎都是类似的。一些地方不断传来已经减弱的最后抵抗的枪炮声。一处地平线上忽明忽暗地闪现着一簇簇火灾现场反映的淡淡余光，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在潮湿的路面和人行道上，风雪卷起雾腾腾的一圈圈漩涡。

    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一个报童日里喊着“最新消息！”从他身边跑过，腋下挟了一大卷刚印出来的单张报纸。

    “不用找钱啦。”医生说道。这男孩子吃力地从纸卷上分出潮忽忽的一张塞到医生手里，接着就和方才突然冒出来一样眨眼就在风雪中消失了。

    医生走到两步之外的一盏亮着的路灯跟前，想就地立刻扫一眼主要的内容。

    这份只印了一面的号外版，内容是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接下去就是新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电报、电话传来的种种消息。

    风雪吹打着医生的眼睛，沙沙响的灰色雪粒不时地盖住报纸上的行行字迹。然而，妨碍他读下去的并不是这些。这一伟大和永恒的时刻震撼了他，使他无法清醒过来。

    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消息看完，医生于是四下里张望着，想找个亮一些的避雪的地方。原来他又回到了自己也搞不清的那个十字路口，站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的街角上，旁边就是一幢正门镶了玻璃的五层高楼的人口，楼里宽敞的前厅亮着电灯。

    医生进了楼房，在尽里边的灯下全神贯注地读起了电讯消息。

    在他头上响起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从楼梯走下来，中间似乎犹犹豫豫地常常停住。果然，往下走的这个人猛然改了生意，转身又向上跑去。什么地方的一扇门开了，传出两个人说话的声浪，不过回声太强，听不清讲话的是男是女。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关了门，先前下楼的那个人脚步十分坚决地跑了下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两只眼睛和整个心思都贯注在报纸上。他不打算抬起眼来看这个不相干的人。但是那人跑到楼下就站住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抬头看了一眼这个从楼上下来的人。

    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身上是一件在西伯利亚常穿的那种里外翻毛的鹿皮袄，头上戴了顶同样的皮帽。这男孩脸色黝黑，长着两只窄细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他脸上有某种出身高贵的气质，聪明灵活的神态一闪而过，还隐藏着一种似乎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带来的、在混血人脸上常见的那种纤细的表情。

    这男孩子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认成了另外的什么人，明显地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腼腆而又慌张地看着医生，仿佛知道这是谁，但又迟疑着没有开口。为了解除这个误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用冷淡的表情打消了他想走近的念头。

    男孩子发了窘，一句话也没说就朝大门走去，在那儿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打开那扇沉重的、已经有些松动的门，接着哗啦一声把它关上，走到了街上。

    过了十分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随着出去了。他已经忘记那个男孩和本来要找的那位同事，满脑子装着刚刚读到的东西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路上遇到的另一个情况，一件在当时来说意义非同小可的生活琐事，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碰到了一大堆靠着马路边沿横放在人行道上的木板和圆木。那儿的巷子里有个什么机关，大概是把郊区的一栋圆木房子拆掉运来作公家的燃料。圆木在院子里放不下，所以挡住了一部分街道。一个在院子里走动的持枪的哨兵看守着这一大堆东西，不时走到巷子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假思索地抓住了哨兵返回院子、刮来的一股风在空中卷起浓密的雪花的短暂时机。他从灯光照不到的有阴影的一边走到这难木料跟前，慢慢摇动着从最底下松动了一根很重的短粗木桩。他吃力地把它从这一堆下面抽了出来放到肩上，并不感到有多么重（自己愿担的担子就不觉得重），然后就悄悄地顺着阴影下的墙扛回西夫采夫街自己的家。

    刚好家里的木柴已经用完了。把这一大段木拉锯开，劈成了很不小的一堆碎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蹲下来生炉子。他一声不响地蹲在不断颤动而发出声音的炉门前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把扶手椅推到炉子跟前，坐下来烤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上衣一边的口袋里掏出报纸递给岳父，一边说：

    “看过吗？欣赏一下吧，您看～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站起来，一边用小火铲拨弄炉子里的木柴，一边大声自言自语地说：

    “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

    “关键是毫不使人恐惧地把这一切做完，这里边有一种很久以来就熟悉的民族的亲切感，是一种来自普希金的无可挑剔的磊落光辉，来自托尔斯泰的不模棱两可的忠于事实。”

    “普希金的？你说的是什么？等一等。我马上看完。一下子又看又听我可办不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断了女婿的话，错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自言自语当成是对他说的。

    “主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绝妙的英明表现在什么地方。假如说让谁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开创新纪元，他一定需要首先清理出相应的地盘。他肯定要等着旧时代先行告终，而为了着手建设新的世纪，他需要的是一个整数，要另起一段，要的是没有涂写过的一张白纸。

    “但现在却一航而就。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新启示。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这才是最绝妙的。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

    正如事先估计的那样的冬天来到了。它还不像后来接连的两个冬天那样叫人害怕，然而是类似的，同样缺少照明和饥寒交迫，一切都处于所有习惯的生活基础正在破坏与改造之中，都拼命要抓住即将逝去的生活。

    如此可怕的三个冬天接踵而来，一个跟着一个，而且这一切也并不是像从一九一七年跨入一九一八年的人那样觉得都发生在当时，有些或许是稍后才发生的事。因为这三个接连的冬天已经融为一体，很难把它相互区别开。

    旧的生活和新秩序还不合拍。两者之间还没有产生像一年以后内战时期那种强烈的敌意，不过已经缺少联系。这已是分开来的对立的两方，但谁也还不能压倒谁。

    在房产方面，在各个组织当中，在公务上，在为居民服务的各个单位里，到处都在进行管理机构的改组。它们的成员改变了。所有的地方都在开始任命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些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以种种恐吓手段和手枪为武器，很少刮脸而且更很少睡觉。

    他们很了解小市民的脾气和中等的拥有小面额国家证券的那种卑躬屈膝的俗人，毫不怜惜地面带挖苦的微笑和这种人讲话，就像对待捉到的小偷一样。

    这些人就像纲领规定的那样掌管一切，一次又一次的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联合，就渐渐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圣十字医院现在改叫第二改良医院，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员被解雇了，更多的是自愿离开的，认为继续供职并不划算。这都是些挣了大钱的掌握最新临床技术的医生，是能言善辩的天之骄子。他们决忘不了把自己为了个人私利而离职装作是抗议的行动，有着文明的理由，而且开始看不起留下来的人，几乎要和后者断绝来往，日瓦戈也在这后者之列。

    晚上，这对夫妇常常进行这样的对话：

    “星期三别忘了到医师协会的地窖去取冻土豆。那儿有两口袋。我一定问清楚几点钟能下班，好来帮忙。用小雪橇也要两个人拖。”

    “好吧。还来得及，尤罗奇卡。你还是快点睡下吧。已经很晚啦。反正你也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你需要休息。”

    “传染病流行起来了。普遍的体质衰弱影响了抵抗力。简直都不敢看你和爸爸。应该想点办法。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自己注意得也不够。要多加小心。你听我说。睡着了吗？”

    “没有。”

    “我并不担心自己，我身体壮。要是万一我垮了，你千万别糊涂，不要把我留在家里。应该立刻送医院。”

    “你这是怎么啦，尤罗奇卡！上帝保佑你。干吗老早就说不吉利的话？”

    “你要记住，已经没有什么正直的人和朋友啦。更谈不上医术高明的。要是一旦发生什么事，可以信托的只有皮丘日金一个人。当然，要是他还平安无事的话。你睡了吗？”

    “没有。”

    “这帮鬼家伙，自己占尽了便宜，如今反倒像是表现了凛然正气和原则性。见面的时候勉勉强强地伸出一只手来。‘您还在给他们服务？’接着就把眉毛一场。‘是还在服务，’我说，请您别见怪：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

    很长一个时期，大多数人的日常食品就是黄米粥和青鱼头煮的汤。青鱼的中段用油煎一煎就当作第二道菜。营养靠的就是没有磨过的黑麦和带壳的小麦，用它们煮粥。

    一位熟识的女教授教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屋子里的荷兰式壁炉炉底上烤制烫面面包。其中的一部分像从前一样拿出去卖，吃水以后面包就增加了分量，再加上卖来的钱就可以抵消使用这种瓷砖壁炉的开支。这样就可以木再用那个只冒烟、火不旺、不保暖又折磨人的小铁炉子。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面包烤得很好，只不过靠它做的生意却毫无所得。于是，不得不放弃原先那个实现不了的打算，重新启用退了役的小铁炉。日瓦戈夫妇又开始受罪了。

    一天早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照往常那样出去上班。家里只剩了两块劈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穿上那件就是在暖和天气也因为身体虚弱而冷得发抖的皮大衣，上街去“采购”。

    她在附近的几条街巷里徘徊了半个来小时，因为市郊农村的农民有时带蔬菜和土豆到那里来卖。这些人需要去捕捉。带货物的农民是受人拦截的。

    很快她就捕捉到了自己搜寻的一个目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陪着一个身穿一件粗呢上衣的壮实的青年人，旁边带了一辆像玩具似的小雪橇，绕过街角朝格罗梅科家的院子走来。

    韧皮编的雪橇车里的一张蒲席下面有一堆禅树原木，粗细不超过过去照片上那种老式庄园围墙的栏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很了解它的价值――禅木徒有其表，当劈柴不经烧，何况是新砍下来的，没法用来生炉子。但是没有另外的选择，不可能仔细盘算。

    这个青年农民来回搬了五六次，替她把木柴送到住人的楼上；作为交换，他连拉带背地从楼上弄下来的是安东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一个带镜子的小橱柜，放到雪橇上带回去给自己的女当家，出来的时候边走边说定了下一回捎些土豆的事，他的衣角还被立在门旁的钢琴挂了一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来以后并没有品评妻子买的东西。其实把送给人家的那个小柜子劈成细柴更合算，不过他们都不忍心下手。

    “你看到桌子上的字条了吗？”妻子问了一句。

    “医院院长写的吧？跟我说过，我知道。是请我去出诊。一定去。休息一会儿就去。不过，路相当远。好像是在凯旋门附近。我记下了地址。”

    “要给的报酬可是真奇怪。你看到了吗？你还是看看吧。出诊费是一瓶德国白兰地酒或者一双女人的长袜子。真有点儿诱惑力。会是个什么人呢？财大气粗的口气，而且似乎全然不了解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大概是个什么暴发户。”

    “对，很像是个采办员。”

    那些私人小业主的头衔就是这种采办员、合同承包人、代办人的称呼。政府取消了私人商业以后，在经济紧张时期稍稍给点松动，就和他们签定各式各样的供销合同和契约。

    这些人当中已经没有那些被整垮的老字号的大老板。后者由于受到打击已经无法东山再起。如今的这些都是借着战争和革命从底层浮上来的投机一时的生意人，没根没底的外来户。

    喝了些带点儿牛奶的乳白色的糖精开水，医生就出门去看病人。

    从街道这一面的整排房屋到另一面的建筑物之间，人行道和桥面都埋在深雪里。有些地方积雪达到第一层楼的高度。在这片宽阔的空间里默默地移动着半死不活的身影，自己拖着或是用雪橇拉着一点可怜的食物。几乎见不到乘车的人。

    间或有几处的房子上面还残留着原先的招牌，下面已是换了内容的消费品门市部和合作社，但都锁了门，窗户加了栅栏或者用木板钉死，里面空空如也。

    这些空着销起来的店铺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商品，而是由于包括商业在内的生活的全面改组还只是最普遍性的一般化阶段，还触及不到这类关了门的私人小店。

    请医生出诊的这一家，原来是在布列斯特街的尽头，靠近特维尔城门。

    那是一栋式样早已过时的砖砌的营房式建筑，院子在里面，有三层木走廊连通沿后院墙排列的房屋。

    这儿正在召开全体居民会议，有区苏维埃来的一位女代表参加。突然间来了一支军事巡察队，要检查经过允许保存的武器，未经允许的要没收。指挥检查的队长请那位女代表不要离开，保证说检查用不了多长时间，完了事的居民们陆续回来以后，中断了的会议很快就能继续。

    医生来到大门口的时候，检查已近尾声，下一个该轮到的住户就是请他看病的那一家。在一条走廊的楼梯口放哨的士兵，背着用绳子挽住的步枪，无论如何也不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去，可是巡察队长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他没有给医生制造困难，同意在他诊治病人的时候检查暂停一会儿。

    接待医生的这家年轻的主人温文有礼，他那没有什么光泽的微黑的脸上，衬着两只乌黑忧郁的眼睛。妻子的病，即将开始的搜查，以及对医学和医务人员超乎寻常的尊重――这些都让他非常激动。

    为了减轻医生的负担和节省时间，主人想尽可能把话说得简短，但正是由于这么着急反而讲得又冗长又杂乱。

    住宅里的陈设是奢侈品与便宜货的混杂物，显然是为了让迅速贬值的钱有个牢靠的去处才匆忙购置的。配不成套的家具也是用凑不成双的单件充数的。

    这家的主人认为他妻子是由于惊吓得了神经系统的病。他抓不住正题，绕来绕去讲的是有人很便宜地卖给了他们一座坏得早就不能走的老式八音钟。他们是当作一件稀罕的钟表工艺品买下的（男主人还把医生领到隔壁的屋子里去指给他看）。夫妇两个甚至不相信还能不能修好。可是这座多年没上发条的钟突然自己走了起来，里面的那些小钟奏了一段法国的小步舞曲，然后又停住了。做妻子的吓坏了，说是敲响了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在就这么躺着说胡话，不吃也不喝，连他这个做丈夫的也认不出来。

    “您认为这就是神经受了震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话的口气是带着怀疑的。“带我去看看病人吧。”

    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屋顶上挂着技形吊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的两边摆了两只红木矮脚凳。床的一侧躺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毯子盖过下巴，露出两只黑色的大眼睛。一看到进来的人，她摇着从毯子下面抽出来的两只手要赶开他们，宽大的睡衣袖子一直滑落到胶窝。她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似乎也不觉得屋子里还有人，接着就开始轻轻地唱起～支不知是什么名字的忧伤的歌。歌声是那样让她顾影自怜，接着就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抽抽搭搭，请求允许她回到什么地方的家里去。医生不论从床的哪一边想走到她身边，她都不让检查，每次都把后背掉过来。

    “应该给她检查一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不过就这样我也清楚了。是斑疹伤寒，而且症状相当重。她受的痛苦可不算小，够可怜的。我建议送她到医院去。这倒不是为了给她提供什么方便，只是在发病后的几个星期必须有经常的医疗照顾。您能不能保证搞到交通工具，找个出租马车车夫或者至少请个院子里的搬运工，好把病人送去？当然，事先得把她好好裹起来。我马上就给您开个就诊证明。”

    “可以。我尽力去办。不过请等一等。莫非真是伤寒病？这太可怕啦！”

    “很遗憾，就是。”

    “要是把她送走，我害怕失去她。您能不能尽可能地增加出诊次数，在家里治疗？我可以给您任何一种报酬。”

    “我已经跟您说清楚了。重要的是不间断地对她进行观察。请您听着，我有个好主意。哪怕是从地底下您也要找个马车夫来，我给她开个就医证明。这事最好通过您这里的住宅委员会去办。证明需要盖章，还有其他一些手续。”

    经过询问和检查的居民披着暖和的披肩，穿着皮大农，一个接一个地回到居委会所在的这间没生火的房子里来。这里原先是存放鸡蛋的库房。

    房间的一头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这当然不够那么多的人坐。于是，另外在四周底朝上摆了些长条的空鸡蛋箱子代替长凳。这种箱子在屋子的另一头一直堆到了天花板。那儿的角落里，碎鸡蛋的蛋黄粘成一论培地冻结在墙下。一群老鼠在那里叫着乱窜，有时候跑到空着的砖地上来，然后又藏到那堆碎鸡蛋渣子里去。

    每逢这个时候，一个全身长了一层肥油的大嗓门儿的女人就尖叫着跳到一只箱子上。她卖弄地翘起小手指头掀开衣服下摆的一角，穿着时髦的高腰皮鞋的两只脚跺着碎步，存心装出喝醉酒的哑嗓子喊着说：

    “奥莉卡，奥莉卡，你这几净是大耗子跑来跑去。瞧，跑过去一只，这脏东西！哎、哎、哎，还懂话呢，小畜生！哟，哪牙啦。哎呀，往箱子上爬哪！可别钻到裙子底下。真吓人，我害怕！先生们，请扭头看看。对不起，我忘记了，现在已经不兴叫先生，应该称呼公民同志。”

    这个吵吵嚷嚷的婆娘穿的是一件肥大的卡拉库尔绵羊皮大衣，敞着扣子。她那像果子冻似的肥厚的叠了三折的下巴颤动着，滚圆的前胸和肚子紧裹在一件绸连衣裙下面。看得出，当初在那些三流的买卖人和账房伙计们中间，她一定是个出名的交际花。眼皮微肿的两只猪眼只睁开了一条缝。记不清从前是什么时候，一个情敌朝她甩了一瓶硫酸，但是没打准，只在左脸上溅了两三滴，在左嘴角留下两道不怎么明显却有点儿迷人的浅浅的疤痕。

    “别嚷啦，赫拉普金娜。都没法儿工作了。”坐在桌子后边的区苏维埃来的女代表说话了，她是这次开会选出来的主席。

    这里的老住户很早就认识她，她对他们也很了解。开会之前，她非正式地小声和管院子的女工法吉玛说了一会儿话。法吉玛从前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凑凑合合地住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如今和女儿两个人搬到二楼的两间敞亮的屋子里。

    “怎么样啊，法吉玛？”女主席问她。

    法吉玛抱怨说她一个人照顾不了住这么多人的大院子，又找不到帮手，分给各户的打扫院子和街道的任务没有人认真对待。

    “别发愁，法吉玛，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的，你放心吧。这算个什么居委会？怎么让人理解？这儿窝藏有刑事犯，还有缺少证件的品质可疑的人。要把他们都赶出去，重新选举。我自己来当住宅管理员，你别灰心。”

    管院子的女工恳求女主席别这么办，不过后者根本听不过去。她看了看室内的情况，发现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大家安静，接着用几句开场白宣布开会。批评了原来的居委会无所作为以后，她提议确定选举新居委会的候选人，接着又谈了另外几个问题，讲过了这些，她就说：

    “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咱们说话应该直截了当。你们的房子容量很不小，适合做宿舍。有时候各地来开会的代表就没有地方安置。已经作了决定，把这房子收归区苏维埃支配，给外地来的人住并且用季韦尔辛同志的名字命名，因为他在流放前就住在这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反对的吗？下面就说说腾房子的事。这还不是马上就要办的事，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劳动人民成分的住户我们提供搬迁后的居住面积，对于不是劳动人民的，现在就预先告诫你们，得自己找住处，给你们十二个月的期限。”

    “我们当中谁是不劳动的？我们这儿没有不劳动的！大家都是劳动人民。”各个角落都喊了起来。其中有一个人的嗓音盖过所有的人：“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是各民族平等。我知道您暗指的是什么！”

    “不要一齐说！我简直不知道该回答谁才好。什么民族？这和民族有什么关系，瓦尔德尔金公民？比方说，赫拉普金娜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族不民族，可是也得搬出去。”

    “搬出去！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搬出去。你这个烂床垫子！占了十个茅不拉屎！”赫拉普金娜在争吵的高峰喊叫着给女代表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号。

    “真是条毒蛇！是个恶魔！你一点也不知道羞耻！”管院子的女工气愤地说。

    “你不用插嘴，法吉玛。我自己能对付。你住口，赫拉普金娜。抓住点机会，你就想骑到人家脖子上！闭嘴吧，我说，要不然马上就把你送到一个机关去，用不着再等着人家抓你私设烧锅和窝藏赃物。”

    吵闹的声音已经达到了顶点，谁也没法子讲话。在这个时候医生走进了这间库房。他请在门边碰到的第一个人给指点一下谁是居委会的、哪一位都行。那人就把两只手放在嘴边拢成个喇叭筒的样子，压住大家的吵嚷声一字一板地喊了起来：

    “加――利――乌――林――娜！到这儿来，有人找。”

    听了这个姓名，医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过来的是个瘦瘦的、背有点驼的妇女，就是那位管院子的女工。母亲和儿子的面貌如此相似，让医生感到吃惊。不过，他并没有让这种感觉流露出来。他说：“你们这儿有位居民得了伤寒病（同时说了她的姓名）。需要注意，免得传染。另外，应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我可以给她开个诊断单子，由居委会证明一下。这事要到哪J［去办？”

    管院子的女工把这话理解为只是送病人去医院，而不是办证明手续，于是就说：“一会儿区苏维埃有辆马车来接杰明哪同志。杰明哪同志是个和善人，我跟她一说，会把车让出来的。别发愁，医生同志，一定把你的病人送走。”

    “哦，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只是问什么地方办入院就诊的证明。不过如果还有马车的话…··精原谅，您是不是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中尉的母亲？我和他一起在前线服过役。”

    女工全身一抖，脸色变得煞白。她抓住医生的一只手，说道：

    “刚］到外面去，到院子里谈。”

    刚刚迈出门槛，她就开了口：

    “小声点，上帝保佑别让人听见。别坑害我。尤苏普卡不走正道。你自己说说，尤苏普卡是什么人？他原本是学徒出身，有手艺。尤苏普卡应该明白，普通老百姓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这是瞎子都能看清的事，用不着多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也许你还没什么，可是尤苏普卡是有罪的，上帝也饶不了他。尤苏普卡的父亲当了兵，给打死了，连个完整尸首都没留下。”

    她已经讲不下去了，摆着手等待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又接着说：

    “走吧，现在就去找马车。我知道你是谁了。他在这儿呆过两天，都说了。他说，你认识拉拉·吉沙洛娃。那是个好姑娘。记得过去常到我们这儿来。谁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难道说先生们也能你反对我、我反对你？尤苏普卡真作孽。走吧，咱们要车去。杰明哪同志一定会给的。你知道杰明娜同志是谁吗？就是奥莉妞·杰明娜．在拉拉·吉沙洛娃妈妈的作坊里打过工的，也是从这儿出去的，就是这个院子。走吧。”

    天已经全黑了，夜色笼罩着周围的一切。只有杰明娜手电筒的那一小圈光亮在五步开外的一个个小雪堆上跳跃移动，不仅不能给走路的人照亮，反而更让人摸不准方向。四周是漆黑的夜色，那座房屋已经落在身后。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住在那里的许多人就知道她。听人家说，她后来的丈夫安季波夫也是在那儿从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的。

    杰明娜用一种宽容、戏弄的口气对他说：

    “再往下走您当真不用手电能走到家吗？啊？要不我把电筒给您，医生同志。是的，那时我们都还是小女孩呢，我真的迷恋过她，爱得忘乎所以。她们家有个缝纫作坊，我是她们那儿的徒工。今年我还见到过她。她到我这里来过，是中途路过莫斯科的。我跟她说，你真傻，还要到哪儿去呀？留下来吧，我们住在一起，再给你找个工作。都白说！她不乐意。这是她自己的事。她嫁给帕什卡是凭着理智，可不是顺从自己的心意，从那以后就变得喜怒无常。她到底还是走啦。”

    “您对她是怎么想的？”

    “小心，这里很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门前倒脏水，可是丝毫不起作用。我对她是怎么想的？我能想什么？有什么可想的。没有时间。我就是这么活着。我没敢告诉她，她那当军人的弟弟，好像是给处决了。至于她母亲，也就是我先前的老板娘，我还是要帮助的，给她帮点忙。好啦，我到了，再见。”

    他们于是分了手。杰明娜的电筒的亮光扫到一条窄小的石砌楼梯，接着往前照亮了逐级向上的肮脏剥蚀的墙壁，把黑暗留给了医生。右边是凯旋花园路，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在远处漆黑的雪地上，这两条夹在石砌楼房当中的街道已经不像是通常意义的路面，倒仿佛是乌拉尔或西伯利亚人迹罕至的密林里的两条林间小道。

    家里是又明亮、又温暖。

    “怎么这么晚？”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问了一句，不等他回答就接着说：

    “你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出奇得无法解释。我忘了跟你说。昨天爸爸把闹钟弄坏了，懊丧到了极点。家里就剩这一个了。他翻来覆去地修，怎么也修不好。街角上的修表匠开口就要三磅面包，真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价钱。该怎么办呢？爸爸简直绝望了。可是突然之间，你想想看，就在一小时以前，清脆震耳的铃声响了！拿过来一看，它又走起来了！”

    “这是敲响了我要得伤寒病的钟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地说，接着就给家里人讲了那位女病人和座钟的事。

    不过，他是在这以后又过了很久才得伤寒病的。在这中间，日瓦戈一家的困窘达到了顶点。他们缺吃少穿，身体也快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找到了那位曾被他救过的遭了抢劫的党员。那人尽其所能为医生做了一切。但是，内战开始了。他的这位庇护人经常出差在外。而且，这个人根据自己的信念认为当时的种种困难是很自然的，但绝不对人说他也在挨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试着去找过住在特维尔城门附近的那位来办员。但是，近几个月来此人踪迹沓然，关于他那位病愈的妻子也得不到一点消息。那栋房子里的住户也完全变了。杰明娜上了前线，想找管房子的加利乌林娜也没有找到。

    有一次他得到了按官价配给的劈柴，要从温达夫斯基车站拉回来。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梅山斯卡亚大街，他一路走着伴送车夫和那匹拖运这笔意外财富的劣马。医生突然间觉得梅山斯卡亚大街变得不是原来的样子，自己的身体也跌跌撞撞，两腿支持不住。他知道这下子完了，事情糟了――伤寒病发作。车夫把这个倒下去的人救了起来。医生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勉勉强强把他放到劈柴堆上拉回家去的。

    整整两个星期他断断续续地处在塘妄状态中。在幻觉中，他看到东尼哑把两条大街摆到书桌上，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右边是凯旋花园路，然后把他那盏温热的桔黄色台灯朝它们跟前推了推。于是街上就变得明亮了，可以工作了，他就写作起来。

    他写得兴味正浓，而且十分顺手，内容都是一向想写并且早该写成的东西，只不过从来没有能做到，但现在却一航而就。只是偶尔有个男孩子来打扰他，那孩子长着两只窄小的吉尔吉斯人似的眼睛，穿了一件在西伯利亚或者乌拉尔常见的那种两面带毛的鹿皮袄。

    完全没错地，这个男孩子就是他的死神，或者简单说就是他的死亡。不过，这孩子还帮助他写诗，怎么能是死神呢？莫非从死亡当中还能得到好处，死亡还能有助于人？

    他的诗写的不是复活，也不是收殓入棺，而是在这两者之间流过的时光。他写的诗题为《失措》。

    他一直想写出，在那三天当中，一阵掌生了蛆虫的黑色泥土的风暴如何从天而降，冲击着不朽的爱的化身，一块块、一团团地甩过去，就像是飞涌跳跃着的潮水把海岸埋葬在自己身下。整整三天，这黑色泥土的风暴咆哮着，冲击着，又怎样退去。

    随之而来的是两行有韵脚的诗句：

    接触是欢悦的，

    醒来也是必须。

    乐于接触的是地狱，是衰变，是解体，是死亡，但和它们一起乐于接触的还有春天，还有悔恨失足的女人，也还有生命。而且，醒来也是必须的。应该苏醒并且站立起来。应该复活。

    他开始逐渐好起来。最初好像还有些痴呆，他还找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一切都随意放过，什么都不记得，对什么也不感到奇怪。妻子给他吃的是抹了黄油的白面包，喝的是加糖的茶，还有咖啡。他忘记了这些东西现在是不可能得到的，像对待一首诗歌和一篇童话那样欣赏可口的美食，似乎在康复期是理所当然的享受。但是刚刚开始恢复意识，他就问妻子：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

    “都是你的格兰尼亚。”

    “哪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不错，就是在鄂木斯克的你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你的异母兄弟。你昏迷不醒的时候，他总是来看我们。”

    “穿了一件鹿皮袄？”

    “对，对。这么说，你在昏迷当中看到了？我听说，他在什么地方的一幢房子里的楼梯上遇见过你，他说过。他也认出了是你，本想自我介绍一下，可是你让他觉得非常可怕！他很崇拜你，到了迷恋的程度。是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这些东西！大米、葡萄干、白糖。他已经回自己家去了，还让我们也去。真是个让人猜不透的怪人。我觉得他似乎和当权的人有些瓜葛。他说，应该离开大城市到别的随便什么地方去，销声匿迹地呆上一两年。我和他商量过克吕格尔家那地方怎么样。他极力推荐。因为那里可以种菜园子，附近就是森林。决不能就这么像绵羊一样窝窝囊囊地坐以待毙。”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日瓦戈全家出发去遥远的西伯利亚，到尤里亚金市附近原先的领地瓦雷金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