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沟站正站长是鬼子，另有一个副站长是中国人，姓张，名兰，过去在铁路多年。林忠和他自小就认识，他就溜到张站长家里了。
　　张兰是个矮小瘦弱的人，枯黄的脸，象有痨病一样咳嗽着。这使林忠有点奇怪，在他的记忆中，张站长过去是个很活泼的人。他娶了个漂亮的妻子，过着中等职员的、还算舒服的生活。平日在站上作事，嘴里衔着烟卷，还会哼两句京戏。可是现在一见面，对方竟瘦弱成这个样子，简直有些不认识了。
　　林忠坐在张站长的家里，望着对方枯瘦的脸颊，破旧的制服，已挡不住寒冷的气候，使张站长总像夹着肩膀。张太太的脸过去是圆圆的，现在也成了尖下颏了。她的眼睛红肿着，显然是夜里曾痛哭过。小孩子四五岁了，也皱着眉头，活象个小老头。林忠感到这家庭里是那么冰冷，没有一丝温暖的气息。想不到几年不见面，张站长竟这么寒伧了。
　　“走，还是到外边去走走吧！家里真闷人。”
　　他们到了一个小酒馆里，林忠叫了几个菜，两人就喝起来。张站长望着街上来往的伪军和鬼子，担心的问林忠：“你有良民证么？现在什么地方作事？”
　　林忠说：“有！我现在兖州和朋友开炭厂，铁路上的事我早不干了！你现在怎么样？过得很好吧？”
　　张兰闷闷的喝了一杯，叹口气说：“别提了！总算还活着，不过活得没大意思罢了。”接着他的唉叹声就被干涩的咳嗽声所淹没了。
　　林忠知道他过去是个很乐观的人，现在竟这样厌世，甚至有点活得不带劲了。林忠觉得张站长一定有沉重的苦痛压在心头，他便问：
　　“怎么样，生活过得不太好么？”
　　“不！生活苦些算不得什么。可是，”说到这里，张站长的眼睛红了，他颤抖着嘴唇，激动得端在手里的酒杯里的酒都洒了，说：“这气可受不了啊！”
　　“是的！在鬼子底下作事，还有不受气的么？”林忠像颇为谅解似的说，“可是，你为什么不干点别的，还在这思受这个熊气干啥！”
　　“我能干什么呢？你知道我自小在铁路上，不干铁路干啥？现在你不干也不行呀！请长假鬼子是不准的。话又说回来，不干了，家里几口人又吃什么呢？唉！为了几口人吃饭，我在这里忍气吞声的干，要是没有家我早也远走高飞了。唉！家！家！”
　　张站长说到家，像什么东西刺了他的心似的，他两手抱着头，像犯了热病。林忠看到这个鬼子铁路上的职员，显得那么脆弱和可怜；他过去曾经靠着每月几十元的薪俸，过着较优裕的生活，养成细皮嫩肉，穿着呢质制服，是安于个人生活的乐天派。正由于他疏忽了甚至不敢正视生活斗争，所以一旦大的事变到来，他在暴风雨里，就经不起风吹雨打，一站不住脚，就跌倒泥坑里，爬不起来，过去的神气现在完全变成了愁眉苦脸的可怜相。林忠看到对方这副神情，心想一个神气活现的人，现在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这次访问，本来是带着任务的，想从这张站长身上得到些帮助的，想不到在未得到对方的帮助以前，需要好好的先来安慰他一番了。“我看你心里很痛苦，怎么回事呀！咱们是老朋友了，有啥困难告诉兄弟一声，我一定帮助。钱上有难处？”
　　林忠看到张站长薄薄的破旧制服，就去掏腰包，把一叠票子放在桌上。张站长抬起了头，眼里充满着感激的神情，却说：
　　“钱上是有困难，可是这却不是主要的。我的痛苦在心里……”说到这里，张站长的眼圈红了。
　　“怎么？有人欺侮咱弟兄们么！是谁？告诉我，咱就跟他干。我虽不在沙沟，可是这里也有些朋友能够帮忙！”
　　林忠的语气里充满着正直和义气。他用激动的眼睛望着张站长，可是张兰却摇了摇头，低低的说：
　　“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的苦处还让它闷在肚里受吧，这个忙没人能帮的。唉……还是不提这个吧！我要上班了，你要马上回兖州么？”
　　林忠说：“不！我还要在这里待两天，因为有点事还没办好，说不定我还得麻烦你，到站上运货。”
　　“好！这忙我是能帮的。”
　　林忠付了酒账，最后把那迭票子塞在张站长的手里：“留着你零花吧！老朋友了，不客气！”
　　张站长把票子留下，紧紧的握着林忠的手说：“我今天碰到你真高兴，这是我到沙沟站以来，第一次这么高兴。虽然，我还有好多话没给你谈，你不是一两天不走么？改日再谈！”说到这，他又一阵伤心，眼圈红了，摇摇头说：“唉，有啥说呢？叫我怎么说呢？”就在暮色中叹着气走了。林忠看着他那瘦瘦的身影在车站的灯光下摆动。
　　林忠和张兰自小就认识，因为他俩的父亲都是铁路工人，曾经有几年在一起作工，是朋友，所以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以后分开了，林忠就在铁路上干活。张兰因为上了几所学，托人介绍到车站给站长当学徒；一边学习站上的事务，一边给站长作助手帮忙。由于业务熟悉，遇机会站长向上边说几句好话，就到站上作了个小职员。他就这样由司事慢慢的熬到副站长，而林忠却当了工人。虽然职员和工人之间界线很悬殊，可是由于自小在一起，所以两人见面，还像一般的朋友一样，兄弟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