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同情”的几点认识

　　同情心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同情心又分为很多种，今日闲来无事，我就发表几个关于我对“同情”的几点认识。

　　1.“不住相同情”

　　“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在进行“同情”这种活动的时候，一般存在两个主体，一为“同情者”，一为“被同情者”。“同情者”是进行“同情”这种活动的主动者，“被同情者”是“同情”活动里的受动者。“同情者”在同情弱者的时候，一般是站在非“被同情者”的角度来进行“同情”的。

　　“同情”活动的一个重要实例就是“施舍”，我们在“施舍”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会带点功利色彩，比如希望“被施舍者”以后能够报答或者自己可以因为这种施舍得到点好处。但佛家告诉我们，更高级的施舍是“不住相布施”。

　　这样，由归纳法可假设，更高级的“同情”就是“不住相同情”。“不住相同情”要求“同情者”在进行“同情”活动的时候，排除自己的功利心。相对于“不住相同情”的“同情”活动我们称为“住相同情”。

　　“不住相同情”相对“住相同情”有一个显然的优点。如果是“住相同情”，“同情者”在进行“同情”活动后，私底下是希望能够得到“被同情者”的回报的。如果“被同情者”没有适时地给予“同情者”回报的话，“同情者”很有可能心理失衡，轻者不悦，重者“同情者”会认为：“好心没得到好报。”以后该“同情者”可能就不再做“同情者”了。而“不住相同情”就没有这个缺点。在“不住相同情”中，“同情者”本来就没想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在“同情”活动后，能得到点回报固然可喜，如果得不到回报，甚至得到坏报，都不会影响该“同情者”下一次的“同情”活动。另外，对于“被同情者”来说，如果“同情者”在进行“同情”活动中，抱的是“不住相”的态度，那么“被同情者”在接受“同情”活动的时候无疑会更坦然（减少“被同情者”接受“同情”活动时的自卑心理），在接受“同情”活动后也没有回报的压力（这种回报压力有可能会迫使“被同情者”走向犯罪的道路）。

　　2.“我就是弱者”

　　“以众生病，故我有病。”

　　―――《维摩诘经》

　　在一般的“同情”活动，“同情者”是处于给予的角度，总难免带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首先对于“被同情者”不利，“被同情者”有可能因为受不了这种“低低在下”的感觉而拒绝“同情”活动的进行。另外，“同情者”在进行这种“高高在上”的“同情”活动时容易产生骄傲心理，也妨碍“同情者”从“同情”活动中得到更高的心理愉悦。所以，我这里要引入“我就是弱者”的“同情”活动。

　　在“我就是弱者”的“同情”活动中，“同情者”与“被同情者”并不能绝然分开，而是“同情者就是被同情者”或者往这方面趋近。这种同情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同情，而是“同情者”与“被同情者”一体的同情。

　　当然“同情者”与“被同情者”浑为一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够具有同情心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要求达到“我就是弱者”这种境界，似乎有点像天方夜谭。坦率地讲，我自己就远远不能做到“我就是弱者”这种态度，但做不到并不妨碍我认为“我就是弱者”这是一个较高的境界并追求之。我想，在进行“同情”活动的时候注意观照自己是否带上了“我就是弱者”这个态度？如此长期观照下去，“同情者”总是会向“我就是弱者”这种境界逐渐趋近的。

　　另外，即使“同情者”带有趋向“我就是弱者”的良好主观愿望，但是相对于“被同情者”来说，“同情者”是“外部”，“被同情者”是“内部”，“外部”能否完全接近“内部”呢？

　　孙歌先生在《文学的位置》里大量讨论了“内部”与“外部”的联系与区别，读来令人眼界大开。孙先生在文中写道：

　　『事实上，这正是困扰着丸山真男的一个“两难之境”。早期丸山保持着犀利的批判锋芒主要取决于他的“西方思想武器”，但是这同时使得他一直在与他所研究和批判的对象之间保持着一个距离从而难以进入其内部逻辑。这种工作方式虽然在分析诸如肉体文学问题时帮助他大刀阔斧地推进了思路，但是也同时限制了他深入到诸如他所批判的“近代的超克”等等对象的内部去。』 孙先生的“内部”与“外部”之分对我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也认为，“外部”难以真正地进入“内部”，但“外部”为了更真实地理解“内部”，却又不得不向“内部”逐步趋近。

　　另外，这种思路也类似于“主观”与“客观”之分，只是这里的“客观”是“被同情者”的“主观”，也就是“同情者”尝试接近“被同情者”的主观心理，以实现某种客观性。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弱者是指目前的弱者，今天的弱者完全有可能变成明天的英雄，今天的“被同情者”完全有可能变成明天的“同情者”。今天的英雄完全有可能变成明天的弱者，今天的“同情者”完全有可能变成明天的“被同情者”。“我就是弱者”在这个意义上对今天的“同情者”并不是虚无飘渺的，而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3.“我无罪吗？”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圣经》

　　曾几何时，文人还是一个诱人的头衔。然而到了今天，在中国思想界，文人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比如摩罗在《耻辱者手记》里喊道：“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早期摩罗）这里的文人要说明一下，它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文人，比如左拉、鲁迅肯定不是这里所指的文人。这里所谓的“文人”主要指的是那些没有很好地履行文人职责，甚至反过来做了坏事的文人。

　　对于一些做了坏事的文人，当然是应该批判，但是否就该“一味地谴责”而不“宽恕”呢？

　　郭沫若先生是“文人”的一个典例，但我们在批评他的时候，是否给了他公正的评价？是否曾带上了宽恕的态度？郭沫若先生其实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啊，他把自己的书烧得一干二净，两个儿子又先他而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是否曾把同情心分一点给他？有人恐怕要说“活该”，但他已经真的“活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点宽容？当然我不是反对对他的批判，但我认为在批判之余要多讲点宽容。

　　郭沫若走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什么原因？先天？他个性弱？后天？他所受教育不好？他所处社会氛围不好？他没碰到引导他走向正直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我们会不会也变成恶人？甚至，如果我们从小接受纳粹教育，我们会不会也成为纳粹？如果我们也处在郭先生的环境里（当时的价值取向，当时的知识结构，当时的社会思潮……），我们是否确认自己一定能做得比郭先生好？在恶势力肆虐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勇气不惜性命挺身而出？在美色钱财荣誉的诱惑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不义？郭沫若是有罪的，那社会是无罪的吗？郭沫若的老师朋友是无罪的吗？（比如我曾眼见郭沫若犯错，但我因为害怕惹祸，所以没有劝阻郭沫若先生。）我们每个人是无罪的吗？ （我们今天处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特殊情况，但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始终保持正义呢？） ……

　　“我是有罪的”，我最终承认。

　　带着“我是有罪的”的态度，我痛苦不堪，夜不能寐，我在黑夜里呼唤上帝、佛陀、大自然的救赎。从此，我把视线转向了宗教。

　　当看到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誓言的时候，我不禁潸然泪下。我很可能是有罪的，但是即使我是有罪的，地藏菩萨也不会舍我而去，他没有嫌弃我，我不是孤独的。

　　由此有罪感，就易于导向“宽容”，我有罪，但地藏菩萨并没有因为我之有罪而舍弃我。我既然得到了宽容，以我此有罪之身，如何敢不宽容别人。（这种思路与有些基督教徒走向基督信仰的过程是类似的。）所以，我提倡“带宽恕的批判”。

　　接下来比较一下，“一味地谴责”与“带宽恕的批判”两者的优劣。评价之前我们要先明确，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分出个胜负，而是“如何防止文人再做坏事和防止新的可能干坏事的文人的出现。”基于以上的目的，我认为“一味地谴责”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谴责者”有可能反过来被“被谴责者”谴责，如此下去，导致“文人相轻”。另外，这种“一味地谴责”一般含有某些偏激的漏洞，使“被谴责者”在心理上有理由不接受。“一味地谴责”也许在当前有其批判价值，但是过了十年，回头来看，肯定会发现还是“谴责”得太偏激了。举个例子，对于传统文化，五四批得有点太过，前几年又捧得有点太过，那为何不一开始就尽量取其中道，尽量做到“以学心观，以公心辩”呢？第三，“一味地谴责”中，谴责者站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撇开当时的具体语境而批判“被谴责者”，似有不公平之嫌。第四，“一味地谴责”有可能把“被谴责者”推向绝境而使他走上不归路。而“带宽恕的批判”在这几点上明显要优于“一味地谴责”。所以，我提倡“带宽恕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