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广学校折》，一篇，近代李端棻撰。作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据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説，係出自梁啓超手笔。收入《变法自强奏议汇编》。

　　李端棻（一八三三——一九〇七），字芯园，贵州贵筑（今贵阳）人。清同治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出任云南学政，累擢内阁学士、迁刑部侍郎，前后四任乡试考官，一任会试副总裁。赞同康有爲、梁啓超的变法主张，于一八九六年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一八九八年密荐康有爲、谭嗣同于光绪帝。戊戌政变时被革职，充军新疆，因途中患病，留甘州。一九〇一年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一九〇七年病逝。生平事迹见金桂荪《李端棻传略》等。奏摺开篇即言：「时事多艰，需才孔亟，清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指出，人才之多寡，係国家之强弱，中国济世伟才之贫乏，非天之不生才，而是教之之道未尽也。近二十年来，儘管设立了同文馆、实学馆、水师武备学堂等，但收效不大，这主要有五大弊端。首先是「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馀如「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未备图器，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以及生源、学额等问题。由此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分爲府州县学、省学和京师大学三级，并分别规定了入学年龄、资格、学习年限和所设课程。还建议在省府州县可改书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爲学堂，在京师宜拨专款设立大学堂，及令中外大吏举荐才任教习之士等。并进一步认爲，要造就异才，还须有以下几项与设学校相配合：一是设藏书楼。使「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爲弃才矣」。二是创仪器院。「格致实学，咸籍试验」。所立诸学堂都宜别立一仪器院，令学徒试习，则实事求是，自易专精，而学徒所成，视昔日纸上空谈，相去远矣。三是开译书局。「欲求知彼，首在译书」。应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分类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佈，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开广才智矣。四是广立报馆。欲通今者莫若阅报，足不出户而于天下事了然也。如此「则识时之俊日多，于国之才日出矣」。五是选派游历。游历各国，精益求精，以期大成；游历各省，察验测绘，以期实用。以上各项如能相辅相成，切实施行，「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

　　此折开清末建立学校系统的先声，在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如盛宣怀在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中曰：「近日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广学校一摺，洞见本原，当蒙採择。」（《愚斋存稿》卷一）尤其是京师设立大学堂之议，开风气之先，奏摺呈上后，光绪帝迅将此摺交总理衙门议覆。总理衙门认爲，李端棻所奏「推原于立学之方，育才之术，蕲以树风气而开趋向。浅学扩其闻见，通才益便精研，其在于今，诚爲切要」。对于所请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一事，提出「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随即，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向清廷奏陈了《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摺》，指出：「独是中国京师建立学堂，爲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并提出了六条具体建议（同上）。这些意见虽得到光绪帝的首肯，但顽固派却以经费困难爲由，主张缓办。直到「百日维新」开始，在光绪帝一再催促下，终于一八九八年七月正式着手筹办。根据章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从此，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显然，这与李端棻的首倡之功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