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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盛宣怀撰《愚斋存稿》的历史文化

时间:2015-10-20 07:58 分类:历史文化 阅读次数:

  《愚斋存稿》,一百卷。近代盛宣怀撰。一九三九年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由盛氏后人选辑盛宣怀部分档案资料而成,起自光绪二十年(一八九五),终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包括奏稿二十卷,电奏三卷及朋僚电稿七十七卷。卷首爲愚斋遗像一幅,神道碑、墓志铭、行述各一篇及序六篇,卷末附有碑文五篇,吕景端跋二篇,选编者后记一篇及《愚斋东游日记》。

  盛宣怀(一八四四——一九一六),字吉荪,又字幼勖,号愚斋,止叟。江苏武进人。一八七〇年入李鸿章幕,甚得信任。一八七三年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后升爲督办。一八八〇年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一八九一三年筹办华盛纺织总厂,任督办。期间,还署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等职。积极协助李鸿章创办各种洋务事业。一八九六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经办芦汉铁路。一八九八年又兼办萍乡煤矿。同时,受清廷委任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务,开设中国通商银行。以上海爲活动中心,操纵轮船、电报、纺织、银行业务及铁煤厂矿等,成爲显赫一时的清末洋务官僚买办。义和团运动时,曾积极参与「东南互保」活动。一九〇一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同年又改任办理商税事务大臣。一九〇八年任邮传部右侍郎,一九一一年初被授邮传部尚书。任职期间,多次与外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出卖中国路矿利权,曾激起人民公愤,发生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运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深感欲图自强,当以兴学育才爲先,主张各类人才皆应取资于学校,「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而中国当时「但选将才于俦人广衆之中,拔使才于诗文贴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挈长较短断乎不能。」(《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于是,一八九五年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以爲继起者规式,并对学堂章程、功课、经费、选聘教习等提出了具体建议。又于一八九六年赞助锺天纬在上海设立三等公学。一八九七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内特设师范院,爲我国师范教育的开端。此外,还建议设立农、商、路、船等各类学校。著作还有《盛宣怀未刊信稿》、《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等。生平事迹见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等。

  《愚斋存稿》一百卷,就基本内容言,主要反映了作者从事各类洋务新政事业的情形。然而,正是在这种亲身实践中,作者切实体会到培养人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于是,兴学育才之议便成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后人所评价的「当世论公政绩者,曰轮船、曰铁路、曰邮电,而公实以学校作之根柢」(《唐文治序》),盛公「终身鋭意兴学」(《神道碑》)。

  列于第一卷的《条陈自强大计折》,以练兵、理财、育才三者爲欧美致富致强之术。认爲西国「无人不学,无事不教」,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中国目前各府州县骤难遍设学堂,宜令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製造、汽机、矿冶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爲要,并设武备学堂一所。「在下之趋向,全视在上之用舍」,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影响甚大,「今不能尽改科举之制,似宜专设一科,裁天下之广额爲新学之进阶,明定功令,使之武学堂卒业者皆有出身之正途,齐仕进于科第,则闻风兴起,学校如林,人才自不可胜用」。

  有关南洋公学设立和管理的条文散见于各卷,这是作者一生兴学用力最著、功效最彰之所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的《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摺》是作者筹办南洋公学经过情形的奏摺。文章开篇即言:「世变日棘,庶政维新,自强万端,非人莫任,中外臣僚与夫海内识时务之俊杰,莫不以参用西制兴学树人爲先务之急」。尤对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给予极大的关注,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原于师范;蒙养正则圣功始,故西国学程,必植基于小学。中外古今教学宗旨,本无异同」。从创办天津头、二等学堂的经验出发,认识到:「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柢;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呫哔之迂途,教者既苦乏才,学者亦难精择。」致此事半功倍的原由,盖不导其源、不正其基之故。

  南洋公学分四院,除倣照天津头、二等学堂规制设立中院、上院外,还增设培养师资的师范院和附属小学即外院,并对四院间的相互衔接、相辅相成之体系结构作了阐述。外、中、上三院相互衔接、逐年递升,成爲我国近代学校三级制雏形。

  奏摺指出:「时事之艰大无穷,君子以致达爲重。」世界各国学校大率形上形下,道艺共兼,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治政、理财、理藩四门,并兼学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因此,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还就褒奖教习,学校经费等事宜,提出了具体建议。

  奏摺所附南洋公学章程包括:第一,设学宗旨。首先阐述定名南洋公学缘由,爲「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爲公学」,现「学堂常年经费皆招商、电报两局衆商所捐」,故名之。其次阐述设学堂旨爲「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爲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爲指归,略做法国国政学堂之意」。第二,分立四院。第三,四院学生班次、等级,尤对师范生规格分五层作了详细阐述。第四,学规学课。公学课程参酌东西之法,并不断尝试修改。第五,考试。第六,试业给据。第七,藏书、译书。第八,出洋游学。上院学生毕业后,择其优者,资送出洋,就学于各国大学堂,以扩才识而资大用。第九,教员人役名额。

  《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片》(光绪二十四年)论述了译书对于获取新知的重要。「非能读西国之籍,不能周知四国之爲」,近邻日本维新自强正有赖于此道。故在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一所,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让学生中学识优长者笔述之,以当学堂翻译之课,可谓一举二得。译出之书送各书局分别刊印,以广流传。三年后,作者又上《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摺》,指出:「西学西政孰同孰异,皆当与中国本有之文学政事融会贯通,方能得其要领而不爲所囿。」如果必先通西语西文而后课西学,「此乃缓不济急,应学日本,多致力于翻译」。要求让各省官书局改爲译印书局,让出使各国大臣广爲购备东西文政学新理有用之书,「务使东西文得中文阐发而无偏弊,则中学得东西学辅翼而益昌明,不待十年,必有伟材以佐盛治」。同年,又呈《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书摺》指出,兴学爲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爲兴学之基础。外国书籍种类繁多,流别各异,如不加选择地盲目翻译,流弊滋多,故论译书,则天算、製造较政治、史学爲难;论选书则政治、史学较天算、製造爲难。目前正值新政,凡学校、科举、军政、财政诸大端皆参酌中西,以议施行,因此,有关政治、法律诸书均待取资,不容再缓。并具体阐述有关译书的四项细要:一、先章程而后议论。以纠正考求西政者粗知大略,不能详举其章」的通病。因日书取法泰西,又身体力行损益去取「拟先译日本法规以啓其端」,中国如再能随时损益去取,积以岁时,可期详备。二、审流别而定宗旨。泰西各国政俗不同,较量国体,惟日、德与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于我适宜而可用。建议选派通达古今之上游历德国,逐事咨询,于各省多设德文学堂广译德书,而后斟酌损益可以万全而无弊,但就南洋公学能力言,姑且只能以日书爲媒介转译之。总之,「格致製造则取法于英美,政治法律则取法于日德」,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倾向。三、正文字以一耳目。强调正名,统一人地国名等译法。四、选课本以便教育。翻译国外教科书以备国内各级学堂之用,专取其文部所定,教员所授之本,咫闻杂学概不兼收,「以西学佐子史之旁通,不敢以俗説代经文之正本。」

  《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摺》(一九〇二),回顾了南洋公学的发展概况。此外,还有《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舍片》、《奏留奏派南洋公学总办提调片》、《开办高等商务学堂摺》、《陈明南洋公学士习端正片》、《南洋高等商务学堂移交商部接管摺》及《请奖南洋公学教员片》、《拟奖南洋公学洋教习片》等多篇奏摺、以及与朋僚的电稿中,都论及了南洋公学的方方面面,足见作者的一片心血。正如后人所论,盛公办学「南洋成效尤著,至今言学校者必首南洋」(《神道碑》)。曾任南洋公学监院的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在其《序》中説:「使后世不忘公者,当爲设立南洋公学一事。」南洋公学确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佔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愚斋存稿》有关教育方面的内容,还包括大力提倡开办各类实业学校,如《请饬各省积储备荒并讲求农学摺》指出,西人极重农务,设学讲求,以格致化学之理尽农圃种植之利,确有明效,中国宜参酌西法,大兴农学《请设商务学堂片》。指出,要振起商战,足国足民,必须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市,而开设商务学堂、翻译商律全书,爲将来定律设部之根本,断难再事延缓,提议于南洋公学旁购地建造商务学堂一所,并派洋教习赴各国考察商务学堂规范,由出使大臣购觅商律各书加紧翻译。其馀如筹办商船学校,铁路法文速成学堂等等。

  作者还建议倣照日本明治初期,在京师、上海各设一达成馆,取成材之士专学英法语言文字,专课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学,期以三年,已通大要后,让出使大臣调作随员,至外洋就学于各师,就试于大学,历练三年回国就职任用,以解人才培养之急。尤强调学生以德行爲首,科西学以修身爲根本,必先贞固乃爲干事之材,体现了作者以中学爲根本的传统观念。

  爲使学业不受科举干扰,学生专精新学,还专门奏请免去新设各学堂学生岁科两试。认爲学堂功课日计岁积不容闲旷,若于试期相率而去,远者动辄累月,近者亦须连旬,中西各课精进难而荒废易,一暴十寒,毕业何日!中国学无次序,浅尝辄止,故无成效,强调办学要有顺序,不容紊乱,不要随便更改所定学科和课程。重视学生出洋游学,认爲「学生必出洋游历,躬验目治,专门肄习,乃能窥西学之精,用其所长,补我之短」。

  《愚斋存稿》对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周谷平) 

近代盛宣怀撰《愚斋存稿》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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