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五卷。题黄绍箕著。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教育史专著。现存铅印本，叶尔恺作序，署乙丑年（一九二五），而无出版局名及年月。或谓浙江某书局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出版。黄绍箕于本世纪初年着手撰著，或云黄与同里孙诒让曾共商此书义例。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三月孙诒让《致黄仲弢》云：「《文明史》已脱稿否？闻採摭极博，兼史部政书、子部儒家之精要，是不刊之作，非徒爲教科增一佳册也。」（《孙诒让文集佚存》）就其所述内容，《文明史》当指《中国教育史》，可见一九〇四年，撰著已在进行。但书未成，黄绍箕于一九〇八年一月去世。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与陈庆年议补其书，陈以属柳诒徵。柳氏据黄氏原拟书目加以修订，又缀辑两载，于一九一〇年五月完稿，遂交端方转黄氏后人出版。柳诒徵曾于此书自藏本上题跋：「此书应署瑞安黄绍箕草创，镇江柳诒徵辑补」，爲考证此书撰写经过提供了重要实证。

　　黄绍箕（一八五四——一九〇八）字仲弢，一字琴穆，号鲜庵，又号竹斤山民。浙江瑞安人。光绪六年举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典试湖北、四川，任武英殿纂修等职。与其父体芳、弟绍第同爲翰林出身的清流健将，与张之洞交深。一八八八年，与康有爲过从甚密，助其上书，亟请变法。一八九五年秋，参与康有爲等筹组北京强学会、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一八九八年爲翰林院侍读学士，以张之洞《劝学篇》进呈，奉旨下各省督抚学政广爲刊行。后任京师大学堂总办，究心日本与西方诸国学制，并手订章条。一九〇〇年任两湖书院监督，倡设湖北全省学务处，提倡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颇多贡献，甚得张之洞赞赏。一九〇二年冬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一九〇六年出爲湖北提学使，旋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对西方教育颇多宣传。黄绍箕少承家学，通训诂，习史记，热衷经世之学。遗著辑爲《鲜庵遗稿》一卷，收入《二黄先生集》。《清史稿》卷四四四有传。

　　柳诒徵（一八八〇——一九五六），字翼谋，晚号劬堂，江苏镇江人。幼孤贫，发愤苦读，年十七爲秀才，二十岁应岁试列一等三名。感于国运多厄，不乐仕进。一九〇〇年由其父学生陈庆年介绍入南京江楚编译局，「编译新书，以开风气」。一九〇二年随缪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创办小学堂、中等商业学堂等，意欲「教育救国」。一九〇八年起历任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浙江大学、贵州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只愿讲学不做官」。一九一五年于东南大学任教时，与梅光迪、吴宓等人创办《学衡》及《史地学报》，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时称「学衡派」。长期任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于抗日战争和建国前夕两度抢救馆中珍贵图书免于劫难。一九四八年，与陈寅恪、顾颉刚等同被选爲中央研究院院士。又任考试院委员、国史馆纂修。一九四九年，拒往台湾，迎接解放。后受聘爲上海市文管会委员。著作等身，主要有《历代史略》、《中国商业史》、《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国学图书馆小史》、《中国版本概説》、《国史要义》等。生平见《文献》一九八一年第七辑、《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五辑、《民国教育人物外传》等。

　　《中国教育史》约十馀万字，有双排小字夹注，详记引据的史料及阐发议论。论述自伏羲、神农、黄帝至孔子的教育。黄绍箕的思想倾向是「中体西辅」。此书即体现这一指导思想。「癸卯学制」颁佈以后，高等学堂设有教育史课程，而中国教育史尚无教材，此书即应急需而作，并成爲在教育史研究中西结合的最早典型。

　　全书卷目有五：卷一：中国古圣人教育大义；古圣最注重德育；伏羲；神农；黄帝；五教；典乐教育；朴作教刑；虞夏文明大概；夏殷之教育；洪范刚克柔克义；説命论学义。卷二：周爲封建时代又爲方册时代；周之教育兼体育德育智育三义；周代教育之宗旨在尚武，其教法则匿武而觌文；学校制度；女学及胎教；选举制度。卷三：体育；德育；德育最重身教；成人；知育；知育最重史学。卷四：科学皆世官世学；阴阳变化之学；礼乐；军事教育；春秋诸国教育。卷五：明堂太学制度；天命性道之教；神道教；本教；孔子；孔子之教授法；六艺；四科。

　　其理论贡献有如下方面：

　　一、划分了先秦教育的发展阶段。全书大体上按时代分卷，将至春秋爲止的先秦教育分爲周以前的教育（卷一），西周的教育（卷二、三、四）和春秋的教育（卷四、五）。认爲：「三代学制，唯周大备。」西周教育的特点是「官守世学」，「教育总之于人君，无私家传授之事也」。发展到春秋，教育发生巨变。一方面春秋诸国「未闻有学校」，另一方面「家塾规则之严尚有可考」。「匹夫穷居闾巷聚徒讲学」，称「孔子之教学者，实三代后一大变局也」。这种对先秦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对其特点的揭示，至今对先秦教育史研究很有啓示。

　　二、初步确定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范畴。首先，研究对象以学校教育爲主，辅之以社会教育，兼及选举制度。全书的重点在周代教育（佔四卷），周代的教育的重点又在四周的官学制度和春秋孔子的私学。表现出作者对教育史内涵的理解和对中国古代教育实际的把握。也爲后世研究中国教育史和编撰教育通史提供了范例。其次，本书最早运用体育、德育和智育范畴，据以研究古代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认爲「周代教育实兼体育、德育、智育三义」：「学校之重体育主于养人之身体，尚武其馀义也」；「德育之重，盖惧民之务胜而力征也」；「体育、德育不能使人不陋，治陋之法非施智育不可。此三育并重，不可缺一之因也。」第三，以西周爲典型，提出教育制度研究的范畴顺序爲：（一）教育宗旨。（二）学校制度：国学与乡学；大学与小学；学制与入学年龄；学年与入学教育；教育与处罚；视学。（三）学校、教育行政与教师。（四）女学与胎教。（五）学校教育内容。这些范畴大体上也爲以后中国教育制度史、教育管理史研究所袭用。

　　三、尝试运用西方近代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全书对西方学者的著述徵引颇多，如康德、黑格尔、甄克斯、斯宾塞等，引用的名著有《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涉及的学科则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德育心理学、教育病理学等，旨在融通中西。如以孔子教学法与赫尔巴特学派之「五段教学法」相比较，称：「孔子以数言括之曰：「不愤不啓，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夫先愤后啓，自分二段；先悱后发，亦分二段。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是又别爲一段。今取而分析之，则显然有五段之别：第一段愤即豫备也；第二段啓即授与也；第三段悱即联合也，第四段发即结合也，第五段三隅反即应用也。」又运用西方气质理论分析《尚书·洪范》提出的「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认爲：「粘液、神经二质多偏于柔，多血、胆汁二质多毗于刚。」「凡人性质之有刚柔多本于父母之遗传及气血之特质，教育者能求其原，然后知调剂之法。」论述史料缺乏的中国远古教育，引用了澳洲、琉球、秘鲁等地土著的风俗材料和近代对猩猩语言的研究，以説明伏羲、神农、黄帝时代的语言、文字和教育状况。分析上古重乐教的现象，通过与古希腊重诗教的比较，指出两者殊途同归，一方面表现了以情感引导爲「进德之基」的意图，同时也是文字、书本等传播手段落后导致教育首重声教。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具有初步的唯物史观，懂得在一定的时代和社会发展背景下去认识教育，认爲政治制度、物质生活与文化状况都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教育，「故言教育而不明当时人民衣食生活之情状，不足以言教育」。对一些具体问题，也能作辩证分析。如论西周「官守世学」指出：「周之教育所以盛者在此，所以衰者亦在此。」

　　四、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认爲中国古代教育特点有三：「一曰贵人，二曰尽性，三曰无类。」即「立教第一义即在考究人与禽兽之区别」，「因其性而达之」，「无愚不教」。对古代教育的特质则认爲：「古代教人，最重德育。故言德即可赅教。」分析西周学术官守，指出其原有三：「一则民智之不及官也」，「一则唯官有书而民无书也」，「一则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也。」学术既官守，教育也就非官莫属。分析得颇爲周全。分析春秋教育则指出：「春秋诸国虽无学校，然未尝无教育。大概国家有保傅之官，小民受家庭之教，而官师之学亦间有传其世者，此东西二周不同之大要也。」此外如指出西周教育的层次性：保傅之教——嗣王之教；大司乐、师氏、保氏之教——国子之教；大司徒之教——万民之教。説明以孔子爲代表的私学特点：「无论何地之人、年齿几何、所学若何，概可施教育而未尝稍加限制。」

　　五、史料翔实。广徵先秦经子史籍，尤其是清人戴震、阎若璩、阮元、汪中、焦循、章学诚、段玉裁、孙诒让等的考据成果，几乎无一説无出处。著者长于文字学，惯于从字词训诂入手，广徵博引，究其本原。考定明堂，考定辟雍、成均、上庠、东序、瞽宗五学，考定「教育」等，皆其显例。

　　此书虽吸取了进步的史学思想，但正统史观仍较强烈，表现爲：圣贤造世观念，述史以儒家道统爲綫索，并一一证其爲实有。「夷不如夏」的意识也很明显，表现于论证方法的牵强附会。谈到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制度，必曰「吾国古圣早发此义」，三育论、五段法、气质学説都是中国古已有之。有学者以爲西方文明得益于宗教，而以中国无宗教爲憾。作者则强调「吾国古代之开化亦由神道设教」。因专设「神道教」、「本教」二目以爲证明，实爲本书的蛇足。这些体现出著者思想难于避免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