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人类学把语言看作是社会指号，是文化资源，它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和思维特征，反映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也反映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人类学所研究的语言是社会构造的一部分，也是人们能动作用的一部分。博厄斯、萨丕尔、马林诺夫斯基及其他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语言对于社会的解释表征作用。格尔茨把文化看作是文本和意义之网。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来研究，这本身具有独特、深远的意义。这种开放的取向使我们能够从现代哲学观点和社会理论中广泛汲取营养，既尊重了他人的劳动，也充实了自己的研究。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和实践观点，对语言人类学有特殊价值：语言是社会习惯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社会实践；语言习惯具有无意识的特点，是嵌入文化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习性，也常常是“无主体的”。福柯在自己有关权力话语和生物力的论述中，也贯穿了“无主体”的观点。人在社会中虽然有自己的意愿，但他并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言行真正负责，有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在控制着历史结局和社会后果，产生不确定性。实际上，这样一种力量就是“合力”，它不独属于任何某个因素。这涉及吉登斯讨论的社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在他看来，社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处于互动的再生产过程，社会成员在此过程中利用社会资源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他们在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又生产了这些社会组织资源（结构）。吉登斯指出，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它既是话语实践的工具（媒介），也 是 结 果（产 品）。这就是结构二重性。

　　海姆斯在１９６４年编辑出版了《文化和社会中的语言——语言学和人类学读本》，收录莫斯、梅耶、列维—斯特劳斯、布朗、布隆菲尔德等人的著述，而这些作者自己不一定承认是语言人类学者，但这个读本的面世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确定了语言对于理解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性；第二，它确定了文化和社会对于理解语言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