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期是从什么时候的?

　　大概从杨逸远正式我和那一天算起吧。杨逸远是我的,只是自从记事起,我从来没有喊过他。我想,我对杨逸远全部的,只有一个字形容,一个源于血缘和基因、植在血与骨头里的字—恨。

　　杨逸远在我读小学时与他的初人重逢,从此他就没有在夜里回过这个家了。

　　那是个寒冬的夜晚,我睡下了。模糊中听见敲门声,然后是妈妈与谁在客厅说话的声音。我本能地警醒,蹑手蹑脚地从卧室门背后往外看,居然是杨逸远。

　　杨逸远说:“求你了。”

　　妈妈了很久才开口:“已经有几年你都没提过的事,怎么又突然提起?你和我说实话,也许我会考虑。”

　　这次轮到杨逸远沉默了,空气沉重得凝固了一般,终于他长长叹息:“她怀孕了,她已经快40岁了,这是她最后的。”

　　一周后,晚饭时妈妈突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我说:“我和你离婚了。这样也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人了,是这个家的。”

　　我没有如妈妈所愿变成她的模样,恰恰相反,我由一个公认的乖突然间变成了叛逆少年。厌倦,厌倦,甚至厌倦有。唯一还做的事情就是玩网络。那年我读高一,15岁。

　　在妈妈眼里,原先的我懂礼貌,懂事,帮她做家务,认真学习,这简直就是她赖以活下去的全部与。可呢?

　　妈妈哭着追问我:“你到底怎么了?”我想了想回答她:“没什么,青春期吧。”

　　死也不了的事情

　　杨逸远听说了我的事。离婚后,他由每月上门送费变成了直接往银行卡里存钱,我明确地过妈妈,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

　　所以,当我在大门口看见杨逸远凝重地注视我时,我满脸,视而不见地从他面前走过。杨逸远常常来,但没有主动开口说话,我用眼角的余光能看到他的表情在发生着变化。由开始做长者状想训斥教育我,变成了愤怒,后来是焦躁不安,再到后来就变成了压抑着的悲凉。

　　大爆发的时刻来了。那天高一期末单出来了,妈妈被学校通知建议我留级。我会有这么一天,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坐在客厅里等妈妈从学校回来后大哭一场,大骂一次,甚至动手打我。

　　推门进来的却是杨逸远。第一句话居然是那么耳熟:“求你了。”

　　我把玩着他的表情:“大的被要求留级,觉得面子丢光了吧。”

　　杨逸远拳头握紧了,额头上青筋凸起。我可不怕他,我已经和他差不多高,虽然单薄了点,但我力气不会输给他。

　　杨逸远握着的手居然慢慢松开了。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在你眼里我怎么不堪都不要紧,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自始至终都在爱我,她们爱我是因为我。我的无能只在于我没能处理好和她们两人的关系。但是你看看你,你连我的一半都没有,你考得上我当年考上的吗?将来会有子爱你吗?所以,现在不是你不想认我当父亲,而是我根本都不想认你这个儿子。”

　　他摔门而去。我的狂乱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提前结束。

　　两年后,我以高出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考入杨逸远的母校。报到那天,杨逸远来了。

　　不等他张嘴,我冷冷地开口了,那是我考虑了几天专门说给他听的话:“不要表功,不要说我是因为受了你的激将法才好好学习,终于考上大学的。你错了。我考上大学是为了长大到跟你没关系。我18岁了,从今天开始,我和妈妈都不再需要你一分钱,我会挣学费和生活费。请你不要来打扰我们。”

　　杨逸远地闭了闭,留下一个存折走了,背影蹒跚,脚步散乱。

　　我撕掉了存折。

　　大学期间,我申请了助学贷款,学习奖学金,课余还打了两份工。我的状态只能用“拼命”一词来形容,虽然十分劳累但我没有。

　　然而,我的身体却日渐不适。那都是些说不出口的症状:比如自我尿频尿急,但到厕所却又没有了便意;没有女,却时时觉得身体发虚,全身尤其是两腿无力;我坐立不安,居然跟杨逸远当年一样膝盖和手脚震颤,无法自控。

　　妈妈带我上检查。看看四周,肾病专科少有我这样的小伙子,我几乎羞愧得想要逃出医院了。我躲在医院外花园草地上,妈妈拿着出来了,脸上是掩不住的担忧。我的心紧了又紧,她说:“还好,不是身体器官的问题。说,大概是心理疾病导致的植物神经功能障碍。不过,你爸爸说,心理疾病导致的问题更难治愈。”

　　我一听就冒火:“我生病你告诉那个人干什么?”

　　妈妈的嘴哆嗦了几下,却没说出来。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妈妈的苦心了,因为找心理医生治疗实在是件太过昂贵的事情,一小时200元。

　　好在给我治疗的这位博士挺可亲的,他很快就确诊了我的病情—焦虑症,并因焦虑情绪导致尿频、尿急、虚脱等诸多躯体化症状。他说,病的起源与你和父亲的关系有关,焦虑很多时候缘于负疚、等负面情绪。

　　我的脑海里蓦然出现了杨逸远留给我的那个背影。

　　我把血和骨头还给你

　　那位心理学博士说的是正确的话,他的意思是我的身体疾病缘于心理焦虑,而我的焦虑情绪是因为潜意识里我因为自己对杨逸远的感到内疚。如果能够消除这种亏欠感,焦虑会消失,身体也会健康起来。

　　没想到,我很快就面临一个可以彻底消除我感的机会。杨逸远病了。而且不是小病,是尿毒症,根治的只有一种—换肾。

　　谁捐肾给他?他,孤家寡人一个。据说他的情人,不,应该称他现在的倒是情愿,配型不。

　　这个消息是妈妈告诉我的,我地盯着她的眼睛看:“妈,你也准备去给他捐肾?”

　　妈妈不说话,只是看着我,海一样深不可测,我看不清。我的心一疼,脱口而出:“你别,你应该恨他才对呀。就算要捐,也应该是我去。”

　　妈妈的眼睛里闪过惊喜:“是吗?你愿意去吗?”

　　是的,是惊喜。我的极其复杂,妈妈到现在还爱着那个负心的男人,甚至超过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

　　手术前,躺在另一张手术床上的杨逸远就在我身边,他轻声地唤我“儿子”,声音是老人般的哽咽。我的心一时酸痛得不行,眼睛胀得疼,但我忍住了,将头转向另一边,没有看他。

　　我告诉自己,我是在还债,哪吒一样地将骨与血都还给这个给了我骨与血的男人。从此,我将轻松了,了,解脱了。

　　博士的心理分析的确非常精准,手术后,虽然我了一个肾,却明显感觉自己身体好起来了,那些困扰我的症状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了。当然,这与我没有住校,每天住在家里由妈妈调养我的身体有关。另外,博士开的治疗焦虑的药我也在继续吃。

　　这年,我顺利地应聘到一家合资。工作第一天,单位组织新人体检。

　　B超间,医生沉吟了一会儿问我:“你做过肾移植手术?”

　　我“嗯”了一声。医生笑了笑:“看来你病情恢复得很好,抗排斥药物也不需要吃太多,移植到你身上的这个肾与你的身体机能非常协调,应该是血缘关系的供肾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

　　回到家里,我打开妈妈藏在床头的皮箱,里面是一大沓药瓶标签,原来每次妈妈都将抗排斥药的商标撕下,换上抗焦虑的药物商标。我还发现了一张手术协议书,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却关系到两年前我的那次手术。

　　协议书上说明,杨逸远自愿提供自己的一个健康肾供给—他的儿子。下面是他的签名,我的名字却是由妈妈代签的。

　　突然就泪流满面。

　　那一天,我正好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