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五岁,五岁的记忆里只有一个热热闹闹的场院。“队里要分牲口了!”这消息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已习惯开会的社员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到生产队的场院里。

　　每个人的脸上都晃动着不同的神情,犹疑、喜悦或者忧愁。我和几个相仿的小孩子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带着点雀跃的心情关注着生产队那二十来头牛马驴骡的命运,平常他们都集体生活在这个大院里,现在却要被社员们瓜分了。

　　由于人多牲口少,所以老办法,抓阄,牲口们都编了号,谁抓到谁就可以出钱买去。我听见队长吆喝了一声:“一家一个代表,开始喽!”一只放着许多小纸团的脸盆摆到了桌面上。人群骚动着围上来,各自伸手抓去一个。

　　父亲和全叔是一块凑上来的,全叔的嘴里还嘟囔着:“抓住有个屁用,还得出钱。”但他真就抓着了一头骡子,父亲的纸团上则空空如也。

　　全叔的脸上说不清是喜悦还是忧伤-----那头骡子的标价是400元,他显然出不起这个价儿。我看见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一跺脚,随手把纸团扔了出去。

　　父亲说:“你真的不要?”走过去把纸团捡了回来。

　　全叔愁眉苦脸地说那有钱啊。父亲说你不要我可要了哦。全叔惊异问:你?你有钱?

　　“没有。”父亲干脆地说,“借!”

　　那头骡子后来成为父亲种责任田不可或缺的帮手。当时他先在队里的会计那儿打了个欠条,允诺半个月内把钱交上,然后父亲牵上那头骡子,捋了捋它脖子里的毛,回过头来一巴掌拍到我的屁股上,说:“回家!”他这一巴掌和说出这两个字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一尥蹶子欢快地跑在了前面。

　　父亲牵着那头骡子走在大街上,他红光满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就像后来,他和母亲两个人种了十多亩责任田而从未让一个孩子缀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