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忽视了这个宏观系统的认识，给汉字分析带来了不少非理据性的影响。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第一，不明语素物化这一汉字的基本特点，往往就成字论成字，因而不能全面认识汉字的性质特点，导致纯形式化看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把汉字划归象形文字，并进一步认为，古代汉字是象形的，现代汉字已不象形了。事实如何呢？汉字中不加字缀的单素字不超过五百个，在这个不足五百个单素字中，既取向于语素所称说之物，又以字的形体状语素所指称之名的，数量则更少。退一步说，即使把这几百个单素字都笼统地称作“象形字”，这与数万汉字的总数相比，也不足总数的百分之一。以不足百分之一称说百分之百，其违背汉字事实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方面，把汉字的起源或归结为结绳，或归结为契刻，或归结为图画，或归结为八卦，不一而足。汉字的起源问题，一是指汉字生成以前是什么，一是怎样才能确定汉字已经产生了。我们说，汉字的生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因此可以说，汉字的起源属多元归一。所谓多元，指先民以人体为本位，运用中介思维对已有客观事物所蕴含的语言文化信息进行全方位的捕捉：结绳之记忆，契刻之遗迹，图画之意蕴、八卦之变易，乃至一切外界物象事象所蕴含的信息；所谓多元归一，指不论来自何种信息，都必须经过大脑认知的中介思维运作，最终使物象同汉语中的语素（音义）相契合。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汉字产生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甲骨文字就已经是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了。据此，我们可以把汉字的性质确定为语素文字。就汉字的个体来说，属于语素文字；就汉字的整体来说，属于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至于远古是否还存在着语段文字阶段，还有待于考古的发现。

　　第二，脱离汉字本体结构的制约，忽视构字基本要素的正确认识，任意平面拼合字形，导致结构部位的错位和结构层次的混乱。

　　字素是本体结构系统中最为基本的要素。字素是形声义相统一的最小的构字成分。它们在进入造字的过程中，有的仍保持稳性字素的身份，有的则临时同其他字素一起组合成具有活性字素的身份。鉴定其身份的唯一标准是语素，也就是说，字形结构与所表示的语素相比，第一位的是语素，而不是字形。就汉字的整体而言，其结构内部所包含的“类”与“位”的交变关系也是以语素为依据去对应字形结构的结果。明乎此，就可以避免层次不分，平面肢解汉字，就不会把个“衢”字平面分拆成彳、目、目、隹、亍五个各不相干的部分。也不会把个“旗”字平面分拆成方、人、其三个各不相干的部分，而是从各自所表示的语素出发，依据它们直接显示语素音义的上位层次，分别认定它们只是“从行、瞿，瞿亦兼声”和“从於，其声”了。至于“行”和“瞿”两个活性字素的内部结构层次，均属于下位层次，同语素的音义已经没有直接显示与被显示的关系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字素的研究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三，缺乏汉字取向发生系统的认识，混淆了语素的物化与物化回归两个阶段的界限，误把汉字的表示法当作造字法，给汉字分析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探求字源、语源等问题上，由于对造字取向——取向造意——造意表词这个物化和物化回归过程的三个环节认识不清，往往误把取向造意当作字本义，致使一些字的本义成了语言中根本不存在的子虚乌有。由此作为文化学阐释的基础，就必然导致主观臆测，天马行空，人为地给汉字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第四，由于缺乏汉字学宏观系统的认识，对汉字历史演变的阐述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作为书体的历时变化而忽视了已有汉字以及历时新生字（包括历时异体字）的文化积淀功能和结构成分、结构部位以及结构关系的变化，以偏概全，片面地用处于本体结构系统下位层次的书体变化替代整个汉字的历史演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字演进规律的总结。

　　近一二十年来，汉字的演变问题，似乎仅仅限于汉字书体的演变，不仅专书论文如此，即使一些教科书也不例外。我们说，书体的演变虽然也属于汉字演变的范围，但毕竟还是汉字形体书写的变化，还没有触及到本体系统内构字成分的变化、结构部位的变化乃至结构关系的变化。我们曾对汉字结构的历时变化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发现汉字在历史的长河中所经历的是一条历时的优化选择的道路，包括构字要素、结构部位以及结构关系的优化选择和调整组合。可以认为，汉字的优化选择是汉字演进的核心命题。今天，我们依然应该抓住这个核心命题，继续对汉字进行优化选择，使汉字在记录汉语的功能方面逐步实现最优化。

　　语素的物化及其回归的分析同汉字学宏观系统息息相关，而掌握了汉字学宏观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对汉字问题的分析以及文字政策的制定都将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