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清钱大昕撰。主要版本有嘉庆九年（一八〇四）至十一（一八〇六）刊本、浙江书局重刊本。近年有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版重印本。

　　钱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字及之，又字晓徵，号梓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考据学家、语文学家。乾隆十三年肄业於苏州紫阳书院，十九年（一七五四）中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歷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山东、浙江等地乡试主考官，广东学政。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后居家三十餘年，歷主钟山、东、紫阳三书院，造就门生数千人，卒於紫阳书院。钱大昕治学面广，博学多才。最初以辞章闻名，以后钻研经史，凡文字、音韵、训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歷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以及金石算术、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平生读书，每有心得，就写为札记。晚年仿照顾炎武《日知录》的体例，把这些札记整理成《十驾斋养新录》。其他著作还有《潜研堂文集》、《恒言录》、《二十二史考异》、《元史氏族表》、《经典文字考异》、《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生平事跡见於《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清史列传》卷六十八等。钱大昕的曾孙钱庆曾著有《钱辛楣先生年谱》和《竹汀居士年谱续编》。

　　《十驾斋养新录》不分门目和先后，大体上把同类的问题编在一起。每篇冠以标题。前三卷皆论经学，四、五卷论小学，六至九卷论史学，十卷论官制，十一卷论地理，十二卷论姓氏，十三、十四卷论典籍，十五卷諭金石，十六卷论词章，十七卷论术数，十八卷论儒术，十九、二十卷论杂志、考证。从中可知钱氏治学的博大精深。

　　《十驾斋养新录》卷五集中反映了钱大昕的古音理论。在此以前，研究古音的人只注意古韵，钱氏则最先注意到古声纽问题。他有四点创见：一、古无轻脣音；二、古无舌上音；三、古人多舌音；四、古影、喻、晓、匣双声。前三点发明均见於《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篇，即《古无轻脣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

　　在《古无轻脣音》这篇中，钱氏指出，中古轻脣音声纽在先秦一律读作重脣。他以古今声母不同的歷史观点，从“类隔切”的分析，从谐音偏旁、异文、文字通假、方音、梵语译音等方面的比较，来证实“凡轻脣之音，古读皆为重脣”的中心论题。例如他说：

　　古音“负”如“背”，亦如“倍”。《史记。鲁周公世家》：“南面倍依。”《汉书。徐乐传》：“南面背依。”“倍”与“背”同，即“负扆”也。《书。禹贡》：“至於陪尾。”史记作“负尾”，《汉书》作“倍尾”。》汉书。宣帝纪》：“行幸阳宫。”李斐曰：“负音倍。”《东方朔传》：“倍阳宣曲尤幸。”师古曰：“倍阳即阳也。”《释名》：“负，背也。置项背也。”

　　钱氏的考证縝密精深，他罗列的证据达几百条之多，如“古读反如变”、“古读法如逼”、“古读望如茫”等，下面都有极丰富的书证来证明。

　　在《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一文中，钱氏专论古代舌上音与舌头音不分的问题，即“知、彻、澄三母，以令音读之，与照、穿、牀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例如他说：

　　《说文》：“‘冲’读若‘动’。”《书》：“惟予冲人”，《释文》：“直忠切。”古读“直”如“特”，“冲子”犹“童子”也。字母家不识古音，读“冲”为“虫”，不知古读“虫”亦如“同”也。《诗》：“蕴隆虫虫”，《释文》：“直忠反，徐徒冬反。《尔雅》作‘虫虫’，郭都冬反。《韩诗》作‘烔’，音徒冬反”，是“虫”与“同”音不异。

　　他还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古音“知、彻、澄”与“端、透、定”无异。如：“古音‘中’如‘得’’，‘古音‘陟’如‘得’’，‘古音‘直’读如‘特””，‘古音‘竹’读如‘””，‘古音‘裯’读如‘祷””等。

　　在《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的后半部，钱氏还指出“古人多舌音”。他说：“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他认为照、穿、牀等母的字在古代也有不少是归舌音端、透、定的。当然他所说的照、穿、牀，是指照三声母。例如他说：

　　“至”，“致”本同音，而今人强分为二（“至”，照母；“致”，知母）。不知古读“至”亦为陟利切，读如“”，舌头非舌上。《诗》“神之弔矣”、“不弔昊天”，毛传皆训“弔”为“至”，以声相近为义。“咥”、“耋”皆从“至”声，可证“至”本舌音，后人转为齿音耳。

　　“古无轻脣音”、“古无舌上音”和“古人多舌音”三说，是钱大昕关於古声纽研究的重大突破，是他对於汉语音韵学的卓越贡献。他的方法乃是根据中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类，在上古经籍、谐声、汉魏反切等材料中有大量的相通之跡，就判定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类在上古属於同一个声类。这一方法启发了后人，以后章炳麟发明“娘日二纽归泥说”、黄侃发明“照二归精说”、曾运乾发明“喻三归匣”和“喻四归定”，都是照此法立论的。

　　不过钱大昕的方法，从逻辑学上来看，是属於不完全归纳法，其结论带有或然性；从语言学上看，语音演变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如果上古一个声母分化为中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母，那末其中必定有分化的语音条件，如果找不到这种分化的条件，那末就不能贸然肯定中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母，在上古属於同一个声母。据此，现代音韵学认为，钱氏“古无轻脣音”之说是可信的，因为轻脣音声母只出现在主元音是央后元音的三等韵中；“古无舌上音”之说也是可信的，因为端系声母只出现在一、四等韵中，知系声母只出现在二、三等韵中；“古人多舌音”之说则不甚可信，因为照三声母和知系声母同出现於三等韵，找不到它们的分化条件。

　　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和卷五中，钱氏还有许多重要论述。例如关於文字学方面，有“说文连上篆字为句”一说，这是指《说文》一书的释义，有必须连字头篆字一起成句的，如“昧，爽旦明也”须读成“昧，昧爽，旦明也”。又如关於训詁学方面，有“夺”即“脱失”之正字一说，我们联想起《孟子，梁惠王上》“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夺”正当作“脱”字解。又如关於音韵学方面，有“韵书次第不同”一说，叙述隋唐韵书韵目排列次序的问题，等等。

　　研究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的著作主要有：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版）、张世禄、杨剑桥《音韵学入门》（復旦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等书的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