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标准》，四卷。清江永撰。成书於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有粤雅堂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贷园丛书本等。

　　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字慎修，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清代经学家、音韵学家。少年时即研习古代经籍注疏，凡古今制度、鐘律舆地，无不探赜索隐，测其本始，而於天文、地理之术尤精。读书好深思、比勘，学问以考据见长，开有清一代皖派经学研究之风气。一生科试不利，屡试不中，二十一岁中秀才后，仅在三十四岁时补过廪生，以授徒讲学终其身。著有《周礼疑义举要》、《礼书纲月》、《律吕阐微》、《乡党图考》、《读书随笔》、《近思录集注》、》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古韵标准》等。

　　以往学者，如宋吴棫、明杨慎、陈第、清顾炎武、柴绍炳、毛奇龄等人的韵书“最行於世，其学各有所得”（《四库全书提要》），但除顾氏以外，多不区分时代，而把《诗经》、《楚辞》与汉魏、六朝，甚至唐宋等不同时代的韵文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或失於以今韵部分求古韵，故“拘者至格阂而不通，泛者至丛脞而无绪”。（同上）江永有见於此，认为必须确定一个标准，即以《诗经》三百篇押韵为研究古韵的主要依据，称之为“《诗》韵”，并以经传、骚体、诸子等周秦以下韵文为佐证，谓之“补考”。标准确定以后，才好跟后代的声韵相比；有原有委，亦可参校异同，明其流变。《古韵标准》之命名就是此意。

　　《古韵标准》卷首有“例言”一篇，叙述作者对於古音研究的理论认识，以及对於前辈古音研究得失的评价。又有“《诗》韵举例”一篇，归纳《诗经》用韵之例，如连句韵、间句韵、一章易韵、隔韵、三句隔韵、四声通韵、三句见韵、四句见韵、五句见韵、隔数句遥韵等。

　　《古韵标准》分古韵平、上、去声各为十三部，即东、脂、鱼、真、元、宵、幽、歌、阳、耕、蒸、侵、谈（举平以賅上、去）。与顾氏十部的不同在於：分顾氏的真部为真、元两部；分顾氏的萧部为宵、幽两部；分顾氏的侵部为侵、谈两部；把侯韵和虞韵的一半从顾氏的鱼部中析出，归入幽部。另外，分入声为八部，即屋、质、月、鐸、锡、职、缉、盍。顾氏入声虽未独立，实际入声有四部，江氏增加了四部。书中每个上古韵部的开头，先列《广韵》韵目，其一韵歧分两部的，则注明分某韵；如果韵本不通，而有字应当归入此部的，则注曰别收某韵；四声不同的，则注曰别收某声某韵。又每个字下均作小注，而每部的结尾又为之总论。

　　《古韵标准》一书的价值主要是：

　　一、精於音理、注重审音。江永不仅研究上古音，还研究中古音，关於等韵学的力作《音学辨微》中有“辨四声”、“辨字母”、“辨七音”、“辨清浊”、“辨开口合口”、“辨等列”等论述，说明深通音理，这对於他的古韵研究有很大帮助。由於懂得音理，所以他在《古韵标准。例言》中曾批评陈第说：“五百字中，有不必考，亦有当考而漏落者。盖陈氏但长於言古音，若今韵之所以分、喉牙齿舌脣之所以异、字母清浊之所以辨，概乎未究心焉。”又由於他懂得音理，所以他能够根据语音的敛侈，即元音开口度的大小来区分真元两部、幽宵两部和侵谈两部（真、幽、侵为敛，元、宵、谈为侈），而批评顾炎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古韵标准。例言》）

　　二、主张“数韵共一入”，强调语音的系统性。江氏云：“除缉、合以下九部为侵、覃九韵所专，不为他韵借，他韵亦不能借，其餘二十五部诸韵，或合二三而共一入。”（《古韵标准。例言》）江氏是从语音系统性的观点来看入声的，因此他的人声既可属阴声韵，也可属阳声韵。这种“数韵共一入”的理论，实为以后戴震的阴、阳、入三分说的先河。

　　三、具有进步的语言史观。顾炎武在古音学上有復古思想，他曾说：“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復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江永批评了这种思想，并以日用器具作比喻说：“譬犹窑器既兴，则不宜於豆；壶斟既便，则不宜於尊罍。……若废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强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谁从之？”（古韵标准。例言》）江氏在当时就已经具有这种进步的语言史观，是十分可贵的。

　　江氏把侯韵和虞韵之半从鱼部中析出，这是正确的，但他把这两韵又归入幽部，则不妥。以后段玉裁让侯部独立，自成一部，才完全做对了。

　　顾炎武曾创“古人四声一贯”说，认为“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音学五书》）江氏批评说：“入声与去声最近，《诗》多通为读，与上声韵者间有之，与平声韵者少，以其远而不谐也。韵虽通，而人声自如其本音，顾氏於入声皆转为平、为上、为去，大谬。”（《古韵标准》卷四）江氏的批评是正确的，可惜他后来还是依从顾氏之说。

　　有关《古韵标准》的研究著作有：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版）、周斌武《汉语音韵学史略》（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