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辞典》，近人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平装八册；一九四七年商务印书馆再版，精装四册，并附《补编》；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再版，有删节，并改名为《汉语词典》。

　　黎锦熙（一八九〇——一九七八），字劭西。湖南省湘潭县人。一九一一年毕业於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编过中小学教材，当过报纸编辑。一九一五年应教育部之聘，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一九二〇年起，先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教授。一九四八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并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有《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国语文法纲要六讲》、《汉语语法十八课》、《汉语语法教材》（合著）等三十餘部，论文三百多篇。生平史料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钱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改掇献，又号疑古，常效古法缀号於名前，称疑古玄同。浙江省吴兴县人。近代著名文字音韵学家。一九〇五年入上海南洋中学，一九〇六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与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交往，一九〇七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教育总署视学，一九二二年起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五四运动时期，坚决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又积极参加国语运动，提倡汉字改革。曾与鲁迅等人一起随章太炎学习语言文字学，著有《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文部首今读》等。生平事跡见《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分册。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黎锦熙有感於中国传统字书的缺陷，认识到编纂汉语语文词典的重要性，主张编一部新型的汉语词典，供学校汉语教学、广大羣眾学习语文和专门学者研究汉语时使用和参考。一九二〇年，国语辞典编纂委员会成立，一九二三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黎锦熙担任编纂处的总主任。他设想，《国语大辞典》要“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帐”，因而“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一九二八年以后编纂处各项工作并力进行，并计划一九四八年成书，分三十卷，三卷合订一册，共十册，按注音字母顺序编排。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时，编纂处共剪録书报近五百万张，黎锦熙、钱玄同、刘復也分别写了带有示范性质的《释“巴”第一》、《“丫”稿本》、《“一”字稿本》。但是因为《国语大辞典》规模庞大，卷数过多，加之当时战乱不断，一时无法成书，编纂处遂决定利用已经搜集的材料，先编纂一些中小字典、词典，以供社会急需，《国语辞典》就是其中的一种。

　　《国语辞典》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性详解型现代汉语词典。它的特点表现在排序、注音、收词、释义四方面。

　　一、排序。打破了传统的字书、韵书、义书的编序方式，以注音字母声母为纲，以韵母为目，始於“丫”，终於“厶丫”，单字及复词均按此原则排列。这是我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音序词典，开了后出的《现代汉语词典》单字和复词汉语拚音音序排列的先河。同时，由於它将所收的同音字全部排列在一起，因而也可视为一部汉语同音字典。

　　二、注音。从来字书、韵书均以反切注音，不懂音韵学的人，实难掌握，加以语音因时、地而变化，因而所注反切很多已不合今音，在应用上尤感不便。而且一般字典、词典的注音，多限於单字，而复词、成语、术语中的各字，均不注读音。《国语辞典》对注音尤为重视，它收录的全部单字、复词、成语、术语均依一九三二年公布的标准国音（即北平音系）为标准，逐字用注音字母标注读法及声调。凡经史古籍中的生僻字，均参酌唐宋以来的韵书，循古今音变条例，斟酌定音；凡属活语言，则依北平口语音注音。单字还附注直音和反切，旧入声及尖团也予以注明，单字在口语中的“儿化”、“轻声”及词儿连写等，也以国语为标准注出。凡学习标准国语的人以及想依国音来诵读新旧典籍的人，得此书随时检寻，不但可矫正单字的读音，且可知复词前后音节孰轻孰重，以与活语言相切合。

　　三、收词。全书收词十餘万条，超过当时的一般词典。编者根据“凡独立成词、自具一义”者均予收录的收词原则，尤注重收録文籍和口语中习见恒用的词匯，而无论其雅俗。对於近代汉语的口语词，也十分注重，如宋、一兀、明、清时的白话，凡见之於语录、说部、词典的儘量予以搜求收録。

　　四、释义。释义用语简明扼要，力除旧字书训解含混不清之弊。不一一详引书证，酌注义项出处或引举例句，以配合词义解说。

　　此书的缺点是选词计划不周，有缺有滥，收录了不少非定型词；释义苟简，让人不易理解等。

　　有关《国语辞典》的主要研究著作有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陈炳迢《辞书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的有关章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