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十二集。近人陆尔奎等编。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五年出版正编，一九三一年出版续编，一九三九年出版合订本，一九五一年出版改编本，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出版修订本，共四册，一九八九年出版合订本。

　　陆尔奎（一八六二——一九三五），字浦生，号煒士。江苏省武进县人。清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举人。早年曾在天津北洋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任教席。力主维新，与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暉过往甚密。后被广州知府龚心湛聘为广州府中学堂监督，并两次前往日本考察教育。一九〇六年进商务印书馆，一九〇八年开始编《辞源》。晚年积劳成疾，双目失明，回家乡澹泊明志，自奉节俭。

　　《辞源》不论是在收释的知识内容上，还是在编纂工艺上，都不愧是一部推陈出新的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工具书。

　　我国古代辞书大多是解经的工具、经学的附庸，其知识内容往往是拘於一隅的。《辞源》则在继承古代字书、韵书、类书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了外国辞书的特点，广收博采语词及百科性词目，古今中外，无不详备，开创了我国现代辞书——兼有语词和百科的综合性词典的新格局。《辞源》计收单字一万三千个，复词五万餘条，续编又增补了三万餘条，共收词目号称十万条，其收录词条之伙，门类之广，堪称史无前例。它一方面从语词的角度收集字词、成语、典故、俗语、习语等，另一方面又从实用的角度博採了国学、古籍中有关经史、地理、典章、制度、文化、技艺、博物等的条目，尤其是从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中广泛採收新名词、新术语（如银行、租界、治外法权、杯葛运动、实一用主义、多项式、举逹寻拉之定理、化学兀素、红外綫等），以及古今中外的人名、地名、书篇名等，不啻是融旧知新学於一炉的万宝全书。《辞源》编纂和出版的年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濒於解体、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和西学东渐的年代，所以它对传统文化知识的解释，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它还提供了不少新的见解，这正适合了大眾“贯通典故”的要求，而对於西学新词的收录和解释也切合了大眾“博采新知”的需要。《辞源》既是一部研究国学的重要辞书，又是一种传播新思想的启蒙工具，对於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很有积极作用的。

　　《辞源》在编纂工艺上也有很多创新。首先，它开创了“部首·笔画·以字带词”的综合编排方法，使条目的排列和查检更加严整有序。《辞源》一方面借鉴了《康熙字典》的部首、笔画排检法，将一万三千个字头归属於二百十四个部首，同一部首中的字，再以笔画多少为序；另一方面更参酌了《佩文韵府》、《駢字类编》收录字词的方式，略加改革，在各字头之下，带上该字头为词首字的所有复词条目。对这些多字条目则按“字数、笔画”的原则排列，词条的字数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同词首字的词条按其第二字笔画的多少为序，少的在前，多的在后，第一一字相同的，则按第三字的笔画多少为序，依此类推·《辞源》的这个编排方法，比以往所有的辞书，无疑是进步严密多了，其后所出的辞书如《辞海》等，纷纷沿用其例。其次，《辞源》在词条微观结构的撰写上也有了较实用的细则凡例，如对每个单字都先注上《音韵阐微》的反切注音，有的还加注汉字直音，标明其所属韵部，然后再分项解释字义，举证说明。单字条目后所带的多字条目，也都一一分项解释并给出书证。释义程序和方法，大致同一而稍有灵活变化，通常是在词条下先说明词义和用法，然后引书证明；有的更在引文之后，又略加按语辨析；有的则先列引文，再附说明；有的为了避免解释与引文重復，或因引文足可代替解释，即只录引文，不再注释；有的因原文较长，不便照录，即撮叙大意，然后再标出来源；有的常识性词条，无须引注词源而应明其变革的，则用综述的方式加以说明。上述做法说明了《辞源》对词条微观结构的写法，比起以前的许多辞书来，是条理分明、眉目清楚多了。

　　《辞源》作为一部开山的力作，其功诚不可泯，但其中的不足与失误亦属难免。书中一些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名词术语大都早已陈旧过时，或者解说不免於错误、片面；即便是在语词文史类条目中也时有出现音义解释的错误（如：俺，邵剑切；铅，余全切；孤僻，所居荒远也；方兄，对僧道者的敬称）；在书证资料方面的疏误之处更多，鲁鱼亥豕、张冠李戴的事时有发生，甚至有的所谓书证竟是编者杜撰的（如“悬殊”条所引《三国誌》“贤圣之分，所觉悬殊”句）；所收条目，也很有不平衡处，显得取去失当，有时不分轻重巨细地胡乱凑数进来，如相当数量的佛学条目，有的则连常识性条目也失收了，如“散曲一条就未见收録；在编排体例上也多有不尽完善之处，如引书格式不相一致，引书不详标卷次篇目，笔画相同的字条排列未见规则，如此等等，都说明了《辞源》需要进一步的修订提高。

　　一九三九年起，商务印书馆曾组织增订《辞源》，至四十年代末新集词条资料达五万餘则，后因故未果，仅於一九五一年出了一种修订缩编的《辞源》改编本，其内容与样式同旧本并无大别。一九五八年后，国家决定对《辞源》修订重编，并根据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适当分工的原则，将《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一考书。一九六四年出版了《辞源》修订稿第一册，后工作陷於停顿，一九七六前后重新工作，由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任总纂，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先后出版了《辞源》修订本四册，一九八九年出版了合订本。

　　《辞源》修订本根据“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的编纂修订方针，对旧《辞源》作了彻底的重编，使其在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词目的调整。《辞源》修订本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方面的名词术语，对古代语词和文史词目也作了不少增删，收词止於一八四〇年。这样，《辞源》修订本共收单字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个，复词八万五千一百三十四条，共九万七千零二十四条，在总条数上与旧《辞源》不相上下，而在具体词条上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注音的改革。《辞源》修订本废弃了原来不古不今的《音韵阐微》的反切，单字下改注汉语拚音和注音字母，并加注《广韵》的反切，标出声纽，《广韵》不收的字，採用《集韵》或其他韵书、字书的反切；另外，还对多字条目的首字一一作出了读音的标注。这样，《辞源》修订本的注音不仅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而且对文史研究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释义的改进。《辞源》修订本利用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第一手的资料对词条逐条辨证，得以纠正了旧《辞源》的不少释义错误，用语力求简明确切，在詮释时并注意探索词语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力求反映词义的歷史嬗变的轨跡。

　　四、资料的核证。《辞源》修订本对全书所使用的书证资料一一作了覆核，并统一加标了作者、书篇名和卷次，这就根本上加强了《辞源》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五、体例的革新。《辞源》修订本採用了“参见”形式，把一个词目涉及的有关条目结成一片，以提供较完整的知识信息；有的条目，在解释和引证之后，还略举参阅书目，以扩大知识容量。在编排上，《辞源》修订本对“部首、笔画”排检法更作了第三层次笔顺的考虑，使所有同笔画的字头和词目也有了次序可循。

　　总之，经过重编的《辞源》修订本己同旧本有了根本的不同，它是一部高质量的古汉语范畴的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的综合性词典。当然，由於《辞源》卷帙浩繁，修订时间有限，又成於眾手，因而书中各部分之间的质量并不平衡，解説、溯源、引证都不无疏失之处，如“韦应物”条称“《唐书》有传”，其实新旧《唐书》皆无传，又如“抛砖引玉”仍復引述了旧《辞源》不合史实的常建邀赵嘏续诗的传闻“五世同堂”仅作了解释而举不出书证，再如将“郢匠”不确切地随文释义地解作“对考官的敬称”等等。

　　《辞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刘叶秋的《中国字典史略》（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周大璞的《训詁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等书中的有关章节。另，田忠侠著有《辞源考订》，摘拾《辞源》溯未及源、引文不确、释义欠妥、立目失当等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凡一千一百零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