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通》，二十四卷。近人朱起凤编纂。一九三四年开明书店初版，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朱起凤（一八七四——一九四八），字丹九，浙江海寧人。出身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道德文章冢风薰陶，十六岁应童子试入选，二十一岁补为廪生。曾任硤石米业小学国文教员、硤石图书馆馆长、海寧国学专修馆馆长、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特约编纂员等职。早年曾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著作除《辞通》外，另有《古欢斋杂识》手稿存世。

　　光绪乙未年（一八九五），朱起凤外祖吴浚宣任海寧安澜书院院长，以诗文课士。二十二岁的朱起凤深得其赏识，帮其閲改课卷。一次，朱起凤见卷中有“首施两端”字样，疑为笔误，遂加批“当作首鼠”於卷上。卷发，合院大哗。学生公开貽书指责：“《后汉书》且未见过，乌能阅文！”原来“首施”、“首鼠”同词异形，前者见於《后汉书·西羌传》，后者见於《史记》。这一教训使他自感学业不足，开始发愤读书，潜心钻研古书中的同词异形现象。自翌年起，至一九三〇年，积三十年之力，易稿十数次，始独力编成《辞通》一书，凡三百万言。

　　《辞通》，初名《蠡测编》（取《汉书·东方朔传》“以蠡测海”之意），后改为《读书通》，又鉴於前人已有《读书通》之名，遂改为《新读书通》，最后应开明书店之请，易名《辞通》出版。

　　《辞通》是一部以古书中的双音节同义异形词为收录、比较对象的词典。这些词语主要是联绵字，也有一些复合词和词组，它们或在字音、或在字形、或在字义上有密切的联繫，编者通过音韵、校勘、语义诸方面的分析比较，帮助读者认清这些词语之间的关係，从而真正读懂古书。全书收录词语约四万条，分为数千组，每组由一个习见的双音节词语领头，后面跟着数量不等的异形别体。全书按每组领头词语第二个字所属的平六韵韵部，依次排列，其餘异形别体则按其所出经史子集的次序排列。考虑到现代读者不便，书后有按全部词语的首字编排的四角号码索引。如对四角号码检索法不熟，书后又有笔画索引，可据以检得首字的四角号码。书前的《辞通检韵》则供检索领头词语第二个字的卷数页码之用。

　　《辞通》的詮释方式通常是领头词语下解释词义，间或加注反切或直音，然后在这组词语的最后加按语，扼要阐明这组词语之间的关係。也有仅加按语、甚或连按语也不加的，大抵因词义或词语之间的关係浅显易懂，或见於原注，无须赘言。此书所收録的同义异形词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因音同或音近而產生的同词异形，包括联绵字，如《庄子·秋水》“盳洋”，《释名》作“望佯”、《史记·孔子世家》作“望羊”、《论衡》作“望阳”；迭音字，如《孟子》“欣欣”，《晋书·陈兀达传》作“忻忻”、《史记·万石君奋传》作“訢訢”、《汉书·礼乐志》作“熙熙”、《唐书·孔戣传》作“轩轩”；通假字，如《尚书·禹贡》“岷山”，《史记·夏记》作“汶山”、《管子·小匡》作“文山”、《楚辞·天问》作“蒙山”等等。

　　二、因字形相近或字体缺损而造成的同词异形，如《水经注》“旱山”，《山海经》作“毕山”；《史记·天官书》“玄戈”，《文选·张衡西京赋》作“玄弋”等等。

　　三、因意义相同或相近而產生的同义异形，如《论语》“邦家”，《汉书·孙宝传》作“国家”、《后汉书·应劭传》作“朝家”；《汉书·萧望之传》“门生”，《晋书·李密传》作“门人”、《晋书·唐彬传》作“门徒”。

　　《辞通》特点有三：

　　一、搜罗宏富。编者亲自从四百多种古籍（主要是唐以前的古籍）中摘录第一手资料，其中经、子、史三类比较齐全，集部中重要的著作，大体囊括无遗。从学科来説，除文学、歷史、哲学、韵书和字典外，还旁及天文、地理、卜筮、宗教、生物、医学、军事、法律，以及歷代金石铭文等。因佔有丰富的资料，故所收异形词数量多，价值高。

　　二、引文详密。举证详载书名、篇名，以利读者覆按。引文文意完整、断句准确夺讹极少。

　　三、考订精审，发明良多。如战国魏人范雎，左从“且”不从“目”，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误定音为“虽”，以致字误为“睢”。清钱大昕据武梁祠画像作“范且”考定“注读为虽，失之甚矣”。《辞通》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两例均作“范且’，补钱氏之説，不但使钱氏论断更加确凿有据，而且对范雎的事跡较《史记》有所补充。

　　对於《辞通》的成就，章炳麟、胡适、钱玄同、刘大白、林语堂、程宗伊、夏丐尊都在所作序中给予很高评价。章炳麟说：此书“方以类聚，辨物当名，其度越《韵府》（指《佩文韵府》），奚翅什佰！”钱玄同将《辞通》按语简洁，但求詮释明白，不以繁徵博引为贵比之於段玉裁注《说文》、王念孙疏《广雅》。

　　《辞通》的不足之处是：一、忽视唐宋以降的语言资料。全书极少引用唐宋乃至元明清时代的书证，这些时代的同义异形词得不到反映。二、许多条目没有释义，或者虽有释义而生僻难懂，使读者难以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