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法草创》，近人陈承泽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版，一九五七年重印，一九八二年新版。

　　陈承泽（一八八五——一九二二），字慎侯。福建省闽侯县人。年轻时曾中乡举。后留学日本，习法政兼攻哲学。回国后，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以及《民主报》、《时事新报》、《独立周报》、《救国日报》、《法政杂誌》、《甲寅杂誌》、《东方杂誌》、《学艺杂誌》编辑。勤於著述，对语言文字之学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国文法草创》，另有论文多篇。

　　《国文法草创》是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专著。用文言写成。全书虽仅五万字左右，但作者搜集材料达数百万字，写作七八年之久，易稿十餘次。此书先在《学艺杂誌》上连载发表，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復审查增削，变更之处，在三分之一以上，乃最后成书。书前有《自序》。一九五七年重印，有吕叔湘《重印国文法草创序》。

　　全书十三篇，即：一、绪言，二、研究法大纲，三、文法上应待解决之诸悬案，四、字与词，五、名字，六、动字、七、象字，八、副字，九、介字，十、连字，十一、助字，十二、感字，十三、活用之实例。

　　第一篇绪言，主要叙述著书目的，作者批评当时研究汉语语法因袭模仿外国语法的不良风气，指出：那些因袭外国的语法著作，其说明方法似乎新颖，研究范围也较广泛；但由於因袭模仿，对汉语语法研究不深，只能触及皮毛，而且常常牵强附会，所以不能看作“研究之正轨”。为了改变这种不良风气，作者乃“探语学共通之原理，考组织变迁之沿革……比较东西之异同，沟通新旧之隔阂”。可见作者写作此书意在革新汉语语法学。

　　第二篇“研究文法大纲”，提出研究中国语法的三个重要原则。其一，“说明的非创造的”，指研究语法要从客观事实出发，归纳用例，总结规律，而不应从主观出发，任意臆造。其二，“独立的非模仿的”，指研究汉语语法要从汉语语法特点出发，“务於国文中求其固有之法则”，而决不应“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作者认为模仿的语法会导致“削趾适履，扞格难通”。其三，“实用的非装饰的”，指研究语法要理论联繫实际，讲求实用，要“以近世普通文为中心，而发现最便说明之原理原则”，以利於应用；而不应去“推寻语源”或“搜集奇僻”。

　　第三篇“文法上应待解决之诸悬案”，讨论了四个问题：一、字类系统问题。《马氏文通》以来的语法书，大抵模仿外国文法把词分为名、代、象、动、副、介、连、助、感等九类。作者认为这样的分类对说明汉语语法“颇有冗赘与不足之处”。因此提出了“字类系统更定”的意见，如取消代词大类改作为名词的一个小类等等。二、字类界划问题。作者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两条原则：（一）词类区分“在文位上不能辨别时，须另立一辨别之标准”；（二）分出的词类要做到类有定词，即一类词应收集该类的一切词“而无所掛漏”。三、本用活用问题。认为词有“本用”和“活用”之别，词的归类“必从其本用而定之，而不从其活用而定之”。四、引伸顺序问题。指出“字义引伸顺序，应属文法研究范围之外，然文法研究可为解决引伸顺序之标准，故亦附及之”。

　　从第四篇到第十二篇是逐篇讨论汉语词类，包括虚词和实词，名词（名词、代名词），动词（自动词、他动词），象词（一般象字、指示象字、语助象词），副词（限制副词、修饰副词、疑问副词），介词（前置介词、后置介词），连词（一般连词、条件连词），助词（语末助词、语首助词、语间助词），感词等等。

　　第十三篇“活用之实例”，详细叙述词类的转化与活用。作者认为词的“兼类”（如自动词兼他动词）、“引申”（如名词作量词用）都不是活用。他把“活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本用的活用”，列有九种。此类活用是在具体句子裹“词类的变异”，於词性“则无所变动”，例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句中的“人”，就是名词活用作象词（形容词）。第二类是“非本用的活用”。此类活用不但在具体句子裹词类“生於变动”，而且於词性之说明上“亦復生於变动者”。此类活用再分为：一、“一般的非本用的活用”，例如“春风风人”的第二个“风”字，名词活用作动词。二、“特别的非本用的活用”，例如“正其衣冠”中的“正”字，象词（形容词）活用作动词。在这类活用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了“致动”、“意动”的概念，这在汉语语法史上是首创。所谓致动，就是他动词以外之词，“变为他动，而……含‘致然’之意”，例如“鸟不能白其羽”中的“白”是象词为致动用；所谓意动，就是他动词以外之词，“变为他动，而……含‘以为然’之意”，例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中第二个“夷”是名词为意动用。

　　《国文法草创》最有价值的是第二、第三、第十三篇。从全书来看本书既有语法研究理论的一般阐述，也有对古汉语语法的描写和说明，所以本书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本书阐发的语法研究的三原则，对三十年代末汉语语法革新的讨论有很大影响，对今人研究语法仍有其指导意义。他对古汉语规律的总结，特别是“词类活用”、“致动”、“意动”等概念为以后的语法学著作，如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以及其他古汉语教材等所採用。

　　后人对《国文法草创》的评价都很高。如陈望道说：“此书最能从根本上发现问题，而且有许多地方极富暗示。”（《“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吕叔湘说：“《国文法草创》是《马氏文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部文言语法书……裹边包含许多宝贵的东西。‘以少许胜人多许’的评语，著者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重印国文法草创序》）当然，《国文法草创》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只谈词类，未充分描写句法，因此，还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语法体系；二是此书是用文言写成的，文字艰深，能读懂的人不多，影响也就不如别的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