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文法》，近人廖庶谦著。成书於一九四六年。上海读书出版社一九四六年出版，一九五〇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

　　作者生平事迹不详。

　　《口语文法》是一部重视汉语口语的语法著作。作者简单回顾了过去汉语语法学的概况，着重论述了大眾口语上的语法问题。全书二十讲，可以归纳成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从活的语言探讨语法。作者认为以往有的语法书“只注重古文，不注重今文，所以对於我们口头语裹面的规律，便完全不曾提到”；有的语法书“所採用的材料，还只是书面上的白话，不是我们当前的口头语”；因此主张“我们所研究的语法是我们当前口头上的语法，尤其要是一般大眾口头上的语法”，认为“集中力量建立口语文法”，这是“一个急切的工作”，也是“一种艰难而又必须克服的工作”。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本书所用的例句全都是口语上的，具有时代的倾向性。

　　二、强调重视汉语的事实。作者批评有的语法论著不注意“中国文法上的特殊性，把中国的文法嵌进外国文法的模子（图解）裹面去了”。因此强调“要把中国语言裹面的特殊具体的凸现出来。对西洋文法上的规律，只可以批判的接受”。例如作者认为汉语代名词没有单复数的分别，没有阴阳性的分别，没有主位或宾位的分别，“在句子裹所站的位置是和别的名词一样的”，因此将以往文法书上的代名词分做代替名词和疑问名词，作为名词中的两小类。

　　三、讲究方法的进步。作者主张“我们要把前进的科学理论，在中国文法上展开；同时，还要把中国文法本身上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好好的研究出来”。具体地说，此书提倡“把中国的文法，从整个的联繫上去研究，从运动的变化上去研究，从矛盾的发展上去研究，而且还可从离开人类意识独立的客观上出发去研究”。这些主张反映了作者试图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汉语语的想法。

　　四、扩大语法学的范围。作者指出，句本位的文法只是把句子分析清楚了，就算完成了；而不过问句子的着重点，这样就不能认识“一个句子的各种作用和它的整体组织”。例如句子“山高”的着重点可在“山”，也可在“高”，这就是上下文不同的缘故。作者主张“今后的文法研究，不单要研究词类，研究短语，研究句子；而且还要研究段落，研究篇章”。“我们从今以后，要把文法、文章作法和修辞学在研究上统一起来”。后来许多人主张语法学要包括句羣研究、语境研究，廖氏关於扩大语法研究范围的见解，可以说是这种看法的先声。

　　五、採取广义的动词说。作者不赞成形容词拿来用作动词说，而想把凡能“表示动作或者运动的词类”都称做动词。他将汉语中动词分做六种：（一）存在动词，如“有”、“没有”等。（二）联繫动词，如“是”、“像”等。（三）动作动词，如“哭”、“笑”、“讲演”、“允许”等。认为“张先生笑”、“李先生讲演时事”，也可以说“张先生笑你”、“李先生讲演”，因此“在动词本身上已经没有内动和外动的分别了”。（四）质量动词，如“花红了”、“他七岁了”中“红”和“七岁”。作者认为“首先认识了“花从不红到红”这个过程以后，然后才认识到“红花”这种花的”。（五）一般动词，如“他有麦子好多石”、“我知道他第几”中的“好多石”和“第几”。（六）疑问动词，如“米好多？”和“他第几？”中“好多”和“第几”。

　　六、关於句子的结构。作者用陈述句的语序做代表，认定它有四种基本的语序：（一）主语——主要述语。如“花红”、“鷄叫”。（二）主语——主要述语——宾语。如“我有书”。（三）主语——次要述语——副语——主要述语——宾语。如“李四买书送人”。（四）主语——主要述语——宾语——次要述语——副语。如“李四买书送人”。作者认为“连续动作只有一个是主要的”。因此第三种的“送”是主要动词，第四种的“买”是主要动词。

　　此书重视口语、重视汉语的特点、重视汉语研究的方法，对当时和后来的语法学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作者主张单按句子成分决定词性，说“某一个方块字必站在句子里面的某一个位置；同时，那个方块字便是那个句子的某种成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断定那个方块字，属於某一种词类”。因此“红花”的“红”是形容词，“花红”的“红”是动词；“他因为天气不好没有出门”中“因为”是介词，“因为天气不好，他没有出门”中“因为”是连词。其实这正是“依句辨品”的再现。作者又认为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词类的產生有相同的次序，感嘆词是第一种词类，动词是第二种词类，名词为第三种，介词为第四种，连词第五种，副词第六种，形容词第七种，助词第八种。认为短语產生的先后，也有相同的次序。这种推测实在缺乏根据。他把语言的起源与发展简单地比附人类的劳动和进步，看成世界普遍联繫的现象，这可能是受马尔语言起源过程统一说的影响。此外文中论说欠周密，如字、词、短语的界限不够清楚，把疑问代词划归动词等，也是本书的缺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