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文集》，又名《湛甘泉集》、《湛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二卷。明湛若水著。通行本有：明万曆九年（一五八一）刻本、万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刊本、康熙辛西（一六八一）刊本、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资政堂刊本、广理学备考本等。

　　湛若水（一四六六——一五六〇），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属广东）人。从学于陈献章，入南京国子监，登治弘十八年（一五〇五）进士第，选庶吉士，擢编修，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若水与相应和。寻丁母忧，庐墓三年，筑西樵讲舍，士子来学者，先令习礼，然后听讲，学者甚衆。嘉靖初入朝，上经筵讲学疏，谓圣学以求仁爲要。后迁南京国子监祭酒，作《心性图説》以教士。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若水对其师陈献章极其情深，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因久仕学官，所建书院甚多，「相从士三千九百馀。」（罗洪先《湛甘泉墓表》）若水与王守仁同进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爲宗。守仁言若水之学爲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説不可信者四，又谓，阳明之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著述除文集外，还有《春秋正传》、《圣学格物通》等。《明史》卷二八三有传。

　　《甘泉文集》爲湛若水的诗文集。卷一爲樵语，卷二爲新论，卷三爲雍语，卷四爲知新后语，卷五爲二业合一训，卷六爲大科训规，卷七爲书，卷八、卷九爲新泉问辨录和续录，卷十、卷十一爲问疑录和续录，卷十二爲金陵问答，卷十三爲金台问答，卷十四、卷十五爲书问，卷十六爲古乐经传或问，卷十七爲序，卷十八爲记，卷十九爲章疏，卷二十爲讲章，卷二十一爲杂者，卷二十二爲约言，卷二十三爲语录，卷二十四爲杨子折衰略，卷二十五爲非老子略，卷二十六、卷二十七爲诗和续诗，卷二十八爲归去纪行略，卷二十九爲岳游纪行略，卷三十爲祭文，卷三十一爲墓志铭表，卷三十二爲外集。

　　《甘泉文集》中集中论教育的有：《赠掌教钱君归姑苏序》、《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答余督学》、《答顾若溪佥宪》、《二业合一训》、《大科训规》等。

　　《赠掌教钱君归姑苏序》（卷十七）主要阐述作者的教育目的和作用论。文中记述钱洪甫问及教学之道，湛若水答道：「吾尝职斯矣。教学之道，信乎斯斯已矣。」并提出自己的教育观：「夫学，觉斯者也；夫教，效斯者也。是故明乎斯斯之谓觉，达乎斯斯之谓教。……夫斯也者，斯道也；斯道也者，天理也；天理也者，人心也。」文中反覆论述，天理之不变、人心之所同知，谓今之天同于尧舜孔孟之天，天之所生同此人，人之生同此心，心之生同此知，所知同此天理，故学问、思辨、笃行、求自得斯而已矣，求体乎天之理而已矣。故得也结论：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惟天理而已，爲学即求志于道（天理）。这即湛若水的教育目的论。他在《问疑录》（卷十）中更明确指出：「吾之所谓立志，异乎人之所谓立志者，谓有必爲圣贤之心，吾之所谓立志者，即孔子所谓“志于学”、“志于道”」，他认爲，如果真正贯彻志于道的教育目的论，那麽，「以之成己则模范立焉，以之成物则士习淳焉。模范立则师道尊，士习淳则人道兴。师道立、人道兴，则风俗厚、贤才昌、治化理而天下平矣。故厚风俗、昌贤才、理治化、平天下在师儒。」这即湛若水的教育作用论。

　　《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卷七），着重阐述作者「随处体认天理」的观点。这是他的基本学术观点，也是其道德修养论和教学论。湛若水道：「吾之所谓随处方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随其所寂所感时耳，一耳。寂则廓然大公，感则物来顺应，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离于吾心中正之本体。本体即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由此可见，他所説的随处体认天理即无论动或静，无论思考还是行爲，以「天理」爲准。这一观点在教育上体现爲：第一，「体认天理者，兼知行、合内外言之也。」即知行统一，学与行均以天理爲准；第二，教育是「警发良知良能」，而非外铄。他认爲，良知良能是人所固有的，「不假外求」的，但「人爲气习所蔽，故生而蒙，长而不学则愚。故学问、思辨、笃行诸训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发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同时，湛若水强调教育的重要作用：「若徒守其心而无学问思辨笃行之功，则恐无所警发，虽似正实邪，下则爲老、佛、杨、墨，上则爲夷、惠、伊尹也。」「孔子，至圣也，天理之极致也，仁熟义精也，然必七十乃从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学，则老死于愚耳矣。」

　　《答余督学》（卷七）和《答顾若溪佥宪》（卷七），则阐述作者知行并进教育思想。湛若水认爲，知与行是爲学的重要问题，同者关係。密切：「夫学不过知行，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答顾苦溪佥宪》）他以《説命》「知之非难，行之惟难」、《中庸》「学问思辨，而后笃行」等爲例，説明知行不可离，强调行的重要意义，认爲「孔门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动时着力。何者，静不可致力，才致力即已非静点。」（《答余督学》）据此，他指出，爲学应「于圣贤常格内寻下手，庶有自得处。」（《答顾若溪佥宪》），即只有通过实践，「在事上磨炼」，才能知行并进。他在《新论》（卷二）中更明确地指出：「君子之学也，犹之锻金也，不鑪不锤则金不精。事也者，学之炉锤也，不历事则仁不熟。不熟，仁之弃也。夫仁也者，贵熟之。」

　　《二业合一训》（卷五），专论爲学与科举考试的关係问题。当时，不少人或沉溺于科举考试而不知认真读书，或潜心于读书而摒弃科举。湛若水则主张将读书与科举考试「二业合一」。他认爲，读书与科举考试的关係是德与才、知与行、义与利的关係，人们在这两者关係中处理不好，并非科举制度的过错，「非举业之害道也，人之自累于举业者之爲害也。」他説，科举考试犹如「饮食男女之类」，是不可废的，只要处理得当，德业可大有助于举业。更重要的是，「今之科举，其圣代之制矣，志学之士有不遵习焉，是生今反古也，生今反古者非天理也，虽孔孟复生亦必由此而出矣，虽孔孟教人亦不外此而求之矣。」因此，他告诫弟子：「诸生其慎勿以举业、德业爲二矣乎！」

　　《大科训规》（卷六），係湛若水爲大科书院所制订的规则，集中反映作者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思想。主要包括：（一）诸生爲学规则，规定书院以自学爲主，以及自学的时间安排：「诸生进德修业，须分定程，限日以爲常，每日鷄鸣而起，以寅、卯、辰三时诵书，以巳、午时看书，以未时作文，申、酉二时默坐思索，戌、亥二时温书。」组织学生轮流督察勤惰：「诸生用功，两廊各轮流一人觉察勤惰，人人皆要读到二更尽，有惰者戒之饬之，甚有鞭策。」（二）教学规则：「朔望升堂，先生讲书一章或二章」，「诸生朔望听讲后，轮流一人讲书一章，以考其进修之益」，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其考试制度爲：「每月二、六日考业，以验其进修之次第」，教师只批可否而不定名次，以免诸生起好胜之心。但对「传而不习者」等则「听其辞归，以爲诸生之励。」（三）诸生行爲规则。湛若水教学注重学生日常礼仪、日常行爲的规范训练，以此培养「随处体认天理」的习惯。爲此，他订了不少规条，如「初学用功，茫然无着力处，只且于言动间存习，步趋要从容，言语要和缓，步步言言要与心相应，一 一使由中出，存习之久，自然成片段」，「诸生相处，务守长幼之节」，「诸生相聚，不可自是自高，无长幼之序，虚心相下，非但礼所当然，亦且受益」等等。（四）诸生读书法，规定了爲学须循序渐进和读书次第：先《论语》，次《大学》，次《中庸》，次《孟子》。还强调读书不能受成见、成説束缚：「读《论语》时如未曾见《论语》，读《大学》时如未曾见《大学》，《中庸》、《孟子》亦然。忘其成心之私，去其习熟之旧，乃有向往之路，否则面前皆牆壁也。」又道：「诸生读书须先虚心，如在上古未有传注之前，不可先泥成説，以爲心蔽。」（五）文艺体育规则。这是湛若水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规定：「诸生肄业，遇厌倦时便不长进，不妨登翫山水，以适其性。《学记》有「游焉息焉”之説，所以使人乐学鼓舞而不倦，亦是一助精神」，「诸生人人皆学歌诗作乐以涵养德性。……或读书至深夜，则会于本斋，歌诗以畅意气，又长一番精神。」（六）书院财政制度。规定学田及其收入须置支销簿，以公正之人主其事，诸生之贫困者及远方之上量给廪饩，等等。

　　除上述诸篇外，文集中尚有不少论及教育之处。如：爲学当疑，「疑斯辨，辨斯得矣」（《雍语》，卷三）爲师当「得中而立」，「刚不刚，柔不柔，而刚柔者法焉，以去其不中而已矣。」（《樵语》，卷一）等等。

　　湛若水的教育思想在本质上与陆九渊、陈献章的是相同的。但他融进了程朱的天理之説和事理合一的思想，强调教育是警发而非外铄，爲啓发式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提倡知行合一，重视实践在学习中的作用，纠正陈献章尚「静坐」教育的偏差；重视文艺体育的作用。这些思想在历史上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在造就有明一代学风中也曾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关研究资料，有黄宗羲《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第七章、李国钧主编、王炳照、李才栋副主编《中国书院史》第十四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