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撰。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前后撰述历时二十馀年，初刊于元至治二年(一三二二)。通行本有：泰定间西湖书院刻元明递修本(此本最早)、明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建阳刘洪慎独斋刊校正本、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司礼监刊本、清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武英殿刊本、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崇仁谢氏刊本、清映旭斋刊本、一九三五年万有文库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本。

　　马端临(一二五四——二二四〇)，字贵与，世称竹洲先生。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宰相马廷鸾子，幼承家学，又从休宁曹泾学朱子学，宋亡入元隐居不仕，元初，留梦炎爲吏部尚书，欲起之爲官，以亲老辞，后被任爲乐平慈湖书院山长达二十六年，延佑五年(一三一八)任柯山书院山长三年，至治三年(一三二三)任台州路学教授三月，旋谢病归。爲补杜佑《通典》之阙而撰《文献通考》，延佑四年(一三一七)真人王寿衍奉命求有道之士，至饶州路录其书上进，诏官爲镂版，以广流传，至治二年，端临亲携稿本赴本路校勘。著有《多识录》、《义根守墨》、《大学集传》，皆亡佚，今仅存《文献通考》。生平见《宋元学案》卷八十九和《乐平县志》卷八。

　　《文献通考》之名来自马端临「自序」所説：「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臣僚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是杜佑《通典》之后最爲通博的典章制度通史巨著。全书分二十四门：一、田赋考七卷、二、钱币考二卷、三、户口考二卷、四、职役考二卷、五、征榷考六卷、六、市考二卷、七、土贡考一卷、八、国用考五卷、九、选举考十二卷、十、学校考十卷、十一、职官考二十一卷、十二、郊社考二十三卷、十三、宗庙考十五卷、十四、王礼考二十二卷、十五、乐考二十一卷、十六、兵考十三卷、十七、刑考十二卷、十八、经籍考七十六卷、十九、帝系考十卷、二十、封建考十八卷、二十一、象纬考十七卷、二十二、物异考二十卷、二十三、与地考九卷、二十四、四裔考二十五卷。其中从经籍考至物异考五目係出新创，资料之丰富超过《通典》数倍，全书一半以上是宋代史实，中唐以下内容可与《资治通鉴》参补。有马端临自序、戊辰(一七四八年)乾隆序。

　　有关教育典章制度主要载于《选举考》、《学校考》两门。係根据《通典》的《选举典》分出。

　　《选举考》共十二部份，第一至七考记举士、第六考记贤良方正、第七考记孝廉(含武举、任子考)、第八考记童科(含吏道、方伎考》、第九至十一考记举官、第十二考记辟举。《学校考》共七部分，第一至三考记太学、第四、五考记祠祭褒赠先圣先师。第六考记幸学养老、第七考记郡国乡党之学。与《通典》相比，特点明显：

　　一、把学校教育从选举中独立出来，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古代举士与养士爲一体，但自从科举取士制度建立以来，举士的职能就从学校教育中分离出去，成爲相对独立的活动，虽然在实际上其对学校教育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毕竟两者性质不同。马端临把学校教育从《通典·选举》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是个创造，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举士与养士两种不同活动的历史轨迹。

　　二、内容丰富、范围广泛。《选举考》囊括了有关选士的所有活动，选士制度以举士、举官爲主，作者以七卷、三卷的篇幅分别叙其事实，对其他孝廉、童科、辟举、贤忍良、方正也专门记叙，同时也不忽略武举、任子、吏道、方伎等方面的活动。《学校考》则包罗了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

　　三、详近略远。这个特点体现在各考中，就是记宋代史事的篇幅比其他朝代都大大超过，例如《选举考》一至五爲举士，其中专记宋代举士史实的篇幅从第三考中间至第五考，整整佔举士考百分之五十的篇幅，《学校考》第一至三考记宋以前历代太学史实，其中第三考专记宋代太学，对两宋诸帝的兴学重教措施及前后变化情况罗列极详。

　　四、重点突出。以太学考例，作者从我国学校教育的源头记起，「王制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志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志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进入汉朝又有新的发展，「汉兴，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兴太学」，重点记叙了董仲舒对策，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立五经博士，设科射策，成帝时太学弟子达三千人，东汉明帝爲四姓小侯设学读五经、章帝白虎观大会，太学生政治运动，灵帝诏刻石经及鸿都门学之设置等重要事件，表明汉代学校教育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高峰。记叙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时期的教育，以隋唐五代爲重点。对学校教育发展中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叙述准确、详尽。例如「隋文帝开皇中令国子寺不隶太常，自前代皆属太常也」，「唐制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六学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太宗贞观五年以后数幸国学、于门下别置弘文馆、于东官置崇文馆、遂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舍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此外对教材、学生入学条件，考核举官方式等都有丰富的材料，突出子隋唐时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二个高峰的特点。

　　五、史料典型、先后有序。例如郡国乡党之学考以「学记曰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开头，按朝代先后记叙了郡国乡党之学的发展过程，重要事件几无遗漏。对汉时蜀郡守文翁兴办郡国学，宋代白鹿、石鼓、应天府、岳麓等书院建置之本末记载甚明，并揭示宋初四大书院著名之原因：「嵩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欲倣四书院云」。对地方学校有影响的教师也加以记述。例如记胡瑗「安定先生胡瑗自庆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馀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适于世用。……庆曆四年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学，至今著爲令」。对于宋仁宗、哲宗、徽宗、高宗时学校发展记载颇详。例如庆曆四年范仲淹兴学、崇宁元年蔡京兴学、三舍法在太学及州县学的推行情况，教师的聘用考核。还通过按语的形式进行评论。例如「按熙宁之立学校、养生徒、上自天庠、下至郡县，其大意不过欲使之习诵新经附和新法耳。绍圣崇观而后，群临用事，丑正益甚，遂立元佑学术之禁，汉令郡县置自讼斋以拘诽谤时政之人，士子志于进取，故过有拘忌，盖言休兵节用则恐类元佑之学，言灾凶危乱则恐涉诽谤之语，所谓转喉触讳者也，则惟有迎逢谄佞而已。」

　　有关本书的研究，主要有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志宪的《通考序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