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正公文集》，又名《临州吴文正公文集》、《吴文正集》、《草庐文集》、《草庐吴文正公文集》等，一〇〇卷。元吴澄撰，由其孙吴当编纂而成。通行本有：清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万璜刻本、《四库全书》本。

　　吴澄(一二四九——一三三三)，字幼清，晚年自号伯清，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二十二岁中乡试，但省试屡不第，遂隐居家乡布水谷以讲学爲生，题其所居曰「草庐」，人称草庐先生。元初中期理学教育家，与许衡齐名，时有「南吴北许」之説。师承朱熹的再传弟子饶鲁的门人程若庸、程绍开。至元年间，朝廷派专人到其家抄录其著述，置于国子监，供学者学习。大德八年(一三〇四)任爲江西儒学副提举、后以疾辞。至大元年(一三〇八)任国子监丞，日夜教诲诸生，乐而忘倦。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升任国子司业、根据胡瑗《六学教法》、程颐《学校奏疏》、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把国子监教学分爲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科、经学以《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説》、《春秋》爲教材；行实即踏实践履六行(孝、友、睦、姻、任、)；文艺是学习古文、诗词；治事则偏重实用，分选举、食货、水利、数学、礼仪、乐律、通典、刑统八类学习内容。对许衡以来元国子监教学进行改革，因遭到传统势力反对而未能实行，继又因抬高陆九渊而被迫辞职。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又任经筵讲官。一生除四次短期应召外，大部份时间隐居讲学，从学者常不下数千人，卒谥文正。吴澄学问在元代最称精深，注、疏、校订遍及群经，曾总修《英宗实录》，此外著述均见今存之《吴文正公文集》。《元史》卷一七一有传。

　　《吴文正公文集》是吴澄诗文的合集。卷一爲杂著，卷二、三爲答问，卷四、五、门爲説、卷七、八、九、十爲字説、卷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爲书、卷十五至三十四爲序、卷三十五至四十九爲记、卷五十爲碑、卷五十一五十二原阙、卷五十三爲铭、卷五十四至六十三爲题跋、卷六十四爲神道碑、卷六十五、六十六爲墓碑、卷六十七至七十一爲墓表，卷七十二至八十七爲墓志铭、卷八十八爲行状、卷八十九爲祭文、卷九十爲制、卷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五至一〇〇爲韵语、卷九十三爲五言律诗、卷九十四爲七言律诗。有清乾隆皇帝二十一年序、胡寳序朱扆序。

　　吴澄的教育思想以注重践履和调和朱陆爲特色。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视教育变化人之气质及改造社会的作用。认爲至善之性人人皆天生具有，「道在天地间，今古如一、人人同得」(《象山先生语录序》)、「其当然者与人俱生，其固然者不与死俱亡也」(《中山赵氏家谱序》)，认爲人受气成质于父母时有清浊美恶之不同，圣人禀气之极清、质之极美者，故本然之真无所汗坏；下愚之人禀气之至浊，质之至恶；絶大多数人心中之理被浊气恶质拘碍沦杂，本然之性不明。由于每个人所禀清浊美恶分数多寡不同，所以现实人性不能皆善而差异万千，此外，后天情欲也往往使人性「不复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浊」(《易原以清名字説》)。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复本性之善，他説：「学而不足以变气质、何以学爲?」通过学习，达到「昏可变而明也，弱可变而强也，贪可变而廉也，忿可变而慈也」，爲了发挥教育变化人性的作用，他认爲统治者应重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作用，他説：「夫学校之设，三代至今数千年矣，所以明人伦而善风俗，所以育人材而俾正教。其关係岂小哉?」(《崇仁县孔子庙碑》)又説「天子所与分治其民者侯牧也，封建爲郡县而郡太守实古侯牧也，其治民也，有政焉，有教焉」，「政以导之使不爲恶、教以化之而使爲善也」(《宜黄县学记》)。他把教育与政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故主张「建学以兴文教、畅文风、涵育其人」，期与人主「共治」(《崇文阁碑》)。

　　(二)认爲由常人而贤人而圣人是学道作人的三个层次，圣人是应该追求的最高教育目标。他説：「道者，人人所同有，圣贤者，人人之所学」(《十贤祠堂记》)，认爲「人皆可以爲圣人，特患不爲尔」(《柴浦伯讲字説》)，只要努力去学，目的一定可以达到，「人皆可以贤、可以圣，固在学者已分内「(《赖致广字説》)。成爲圣人的标准是「诚」，「诚者，圣之事」(《题苏德常诚斋》)，他解释説「纯乎天理之实爲诚，徇乎人欲之妄就不诚」(同上)，把诚真实地贯彻于一个人的道德践履过程就是诚身之学，被认爲是圣人修养的最高境界，「诚身之学则不止一语一事之诚而已，知性尽心之余，养性存心之际，仰无所愧、俯无所怍、内省不疚、而无恶于志、慎独不欺而自谦于己」(《题诚恱堂记后》)。吴澄认爲，除了追求成爲贤圣，教育没有其他目的，他揭露批评当时学校接受科举影响，引导学者追求功名利禄，指出「科举课程之坏人心，而郡邑之间设科养士所习不出乎此」(《乐安县鳖溪书院记》)，「学校承袭旧弊、不知所以自新之方」(《送李教谕赴石城任序》)，他认爲这背叛了圣人务内之学，既害己害道，也危害社会稳定。

　　(三)吴澄认爲在道德修养方面必以敬爲本。敬表现于外叫「俨」，「俨者，敬之形于外者也」(《俨斋记》)。外肃内庄，貌庄心一，这一原则主要继承自程朱。还提出「日新」原则。认爲起坐之室，一日不洒扫则尘秽不可居，饮食之器不日日涤濯则污秽而不可用，人之德性亦如此。天赋至理，除了先天气质拘碍外，还要受日常私欲之蔽，因而德性不明，正如「手不可一日而不新」一样，德尤不可一日而不新也」。所谓「自新」即「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语人者爲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爲非，非则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复爲也」(《刘又新字説》)。要学者充分发挥天赋的道德理性能力。「践履」是吴澄最重视的修养原则。在明理与践道的关係上，他主张「知行兼该」，认爲在道德实践过程中，「圣人之道，书所具载，首之以学文而讲习之，究索之，则能明其道于心矣，所明之道我所固有，加之以学行而修践之，持守之、则能履其道于身矣」。即要学者「既能明于心，又必履于身，既能履于身，又必诚于内，实于外「(《赵以文兄弟字説》)。可见，他认定知在前，不知则道不明，行是知之目的，两者不可分割，但是具体道德实践情况複杂，所以提倡「知行兼该者，上也」，在「二者不可得兼时」，「则笃于行而知末逮者，抑其似也」。认爲行而不知有矣，但「知之而不行，未之有也」(《学则序》)，意即知而不行者都不是真知。吴澄之所以特重践履，是因爲他看到当时学风恶劣，需要矫正。他説：「今之所以教、所以学、其最下者不过追随时好以苟利禄」(《瑞州路正德书院记》)，认爲元代学风由于受到宋代学风影响主要是爲科举制度及朱学末流之弊端所败坏，「士之不以谨言谨行爲学非一日也」(《送傅民善赴桃源州教授序》)。爲了改变这种风气，他要求「穷经有实学，修身有实行，经世有实用」(《许士广诗序》)。

　　(四)在教学上，主张循序渐进。吴澄认爲爲学是个渐进过程，「九层之台，基于尺上之累，爲学亦然」(《徐基士崇字説》)，「倘末了其一遽及其二，是欲速也，呜呼而能达哉?」(《王章伯达字説》)在博与约的关係上，两者并提，但更重视「约」的工夫。他説：「世之爲学者比比，知务约者几何人哉?」认爲学者「不约，非圣贤务本之学也」(《约斋记》)。迁重视思考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其必进之以渐而待充以久，夫思之思之又思之，以致其知。一俟一旦豁然而贯通」(《自得斋记》)。他继承朱学重读书的传统，但他的读书论贯串着践履的思想。要求学者读书时，第一「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口入耳而已」(《赠学录陈华瑞序》)。提出以真儒明经爲读书最高要求，真儒明经是「心与经融、身与经合、古之圣人，如在于今」(《明经书院记》)。认爲「真儒」高于经师和时流之明经在于：真儒把读圣人之书所得「推之以爲父爲子，推之以爲夫爲妇，以至爲兄弟爲朋友」(《卷舒堂记》)，做到明经与力行结合，读经与践道爲一。

　　(五)对理学心学爲学之方进行了某些调和。爲了调和朱陆之异，他提出内外合一之学，「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认爲内外合一之学避免了「记诵之徒博览于外而无得于内」之弊，又不同于「释氏之徒学本于内而无事于外也」。其目的是「今立真知多知而外闻见之知于德性之知，是欲矫记诵者务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并端地」(《评郑夹漈通志答刘教谕》)。在具体教育过程中，务内比务外得到更多的提醒和注意，「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则存而不失、养而不害」(《凝道山房记》)。有人游孔林，他説：「孔子之道，内求之则在吾心，外求之则在其书，不在孔林也」，又説：「敬身明伦，此又在读书穷理之先者」(《答王参政仪伯书》)。他常常令「学者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要求「先求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答田副使第三书》)。断言「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爲本，庶几得之」(同上)。这种观点与陆学尊德性先于道问学的观点一样。他认爲假如学者能存心，知道书所言皆吾之所有，不待外求，则必好书乐书，「既乐则书在我，苟至此，虽不读可也」(《题读书説后》)。甚至劝告学生「《易》之爲《易》，具于心，备于身，反而求之，在我不在书」(《送乐顺书》)。同陆九渊相似，他也有废书不观的倾向，「礼义之根于人心者，我固有之，盖有不待读圣贤之书而后知也」(《朋习书塾记》)。

　　(六)认爲择师不可不慎。他説：「夫教谕之职虽卑，然爲一邑士之模范仪刑，岂可以易视」(《送邵天民赵瑞金教谕序》)。他主张择师应严格标准，「择其有实行于孝、亲弟于长、敦于家教、笃于外姻、信于朋友、仁于乡里、行己有廉耻，待人能忠恕者」(《旧岗义塾记》)。

　　吴澄作爲元中期著名理学教育家，由于其调和朱陆的态度，对后来的郑玉有一定啓发，成爲宋明之间心学教育思想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