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家藏集》，六十五卷。明王廷相著。初由作者于嘉靖十五年编定，爲诗文集，四十一卷。后经人陆续增补，约于嘉靖末年编成，故此书各版本卷数多少不等。版本著录甚多，通行本有：明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原刻本，清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杨氏补刻本等。而文集中单部著作甚多单行本，有些并被重复收入作者另一种著作《浚川所著书》中刊行。

　　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字子衡，号浚川，又号平厓。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祖籍山西潞州。幼年「聪慧奇敏」，十三岁补邑庠生，以古文诗赋名。二十二岁举于乡。弘治十五年登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授兵科给事中至成爲兵部侍郎的二十五年间，长期在地方任职，曾任判官、县丞、知县、同知、学政、按察使、布政司布政、监察御史和副都御史巡抚川陝。因爲人刚正，执政严明，不阿权贵，体恤人民，而得罪宦官，曾两度受诬陷下狱遭贬。后升南京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晋太子少保、太子太保。曾「三督学政」，担任北畿学政，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山东提学副使，振扬文教，考校学生，端正学术，使「士风丕变」。在四川时，与关陝督学联手进行学区间协作，共同制定、推行教育条约，后世遵爲成轨。从政的同时，「素有作人之志」，未曾中断过开门授徙。所到之处，必访人才，亲授以成就之，「一时大江南北人士皆翕然丕应。」（张卤《少保王肃敏公传》）以至去世时，「士林闻之，无问识与不识，咸出涕。」（高拱《浚川王公行状》）一生好读书，以卫守「仲尼之道」爲己任，对孟子以下历代诸儒皆有批评。于自然科学与音律学深有研究，著有《岁差考》、《玄浑考》、《律尺考》、《律吕论》等著作。也是博物学家，通农学，曾爲《齐民要术》作序。还是著名文学家，与李梦阳等同列明「前七子」。著作还编有《王浚川所著书》四十二卷。生平见高拱《浚川王公行状》、张卤《少保王肃敏公传》，《明史》卷一九四亦有传。

　　《王氏家藏集》于王廷相晚年编成，意在「藏于家而传于世」。初收入十部诗文和杂著主要篇什，后陆续收入《慎言》、《雅述》、《内台集》、《丧礼备纂》等哲学与思想代表作。《慎言》之作，其序云：仲尼之道微絶，非因异端，而在儒门自身。感于此，「仰观俯察，验幽核明」，三十馀年，积言成帙，「其于仲尼之道，则卫守之严，而不敢以异论杂之。」时人有评曰：「义守中正，不惑非道，此非“慎言其馀”乎！」逐以名篇。以爲知我罪我，其唯是书。《雅述》之著，亦在斥老佛异端，而求复《六经》中正淳雅之道，每置一论，积久成卷，「述其中正经常足以治世者云尔。」全书篇目：卷一至二十诗赋；卷二十一至二十三序；卷二十四记、赞、铭；卷二十五述、对、论；卷二十六事、议；卷二十七至二十九书；卷三十策问；卷三十一、三十二墓志、碑铭、祭文；卷三十三辩；卷三十四考、解；卷三十五、三十六礼论；卷三十七答论；卷三十八夏小正集解；卷三十九论；卷四十律吕论；卷四十一答天问；《慎言》十三卷；《雅述》上、下两卷；《内台集》七卷；《丧礼备纂》两卷。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慎言》、《雅述》及《与彭宪长论学书》、《答薛君採论性书》、《横渠理气辩》、《石龙书院学辩》、《性辩》等篇。阐述了以下教育观点：

　　批评宋代理学家将人性划分爲「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认爲这是「宋儒之大惑」，是释氏「四大之外，别有真性」的翻版（《横渠理气辩》）。事实是「言性不得离气」，「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虚同归；离性言气，则气非生动，与死同途。是性与气相资，而有不得相离者也。」（《答薛君采论性书》）进而指出：人性首先是指人的感知、思维功能。「所谓性也，自今论之，如出于心之爱爲仁，出于心之宜爲义，出于心之敬爲礼，出于心之知爲智，皆人之知觉运动爲之而后成也。」「知觉运动」就成爲人的「学道之本」（《横渠理气辩》）。人性还是指人的社会性：「太虚者，性之本始也；天地者，性之先物也；夫妇、父子、君臣，性之后物也；礼义者，性之善也，治教之中也。」（《慎言·道体》）伦常关係只是在有了人类社会之后，才反映入人性；而遵循礼义，更是通过教育才转化爲人性的一部份。人由此远别于万物。接着提出：「凡人之性成于习。」认爲：「东极之民侥，南极之民谲，西极之民戾，北极之民悍，中土之民和，非民性殊于四极也，习于圣人之教然也。蛮夷者，封疆土俗限之也，圣人之教可达，孰谓异吾民哉？」（《慎言·小宗》）凡人类，本性不异，是环境影响了人，而教育又可以将受环境影响的人重加改造。最后，一方面勉励人们应珍惜天赋予人的「神明之性」，要「学以充之」，决不可「自弃」：另一方面又告诫道：「夫人之生也，使无圣人修道之教、君子变质之学，而惟循其性焉，则礼乐之节无闻，伦义之宜罔知，虽禀上智之资亦寡陋而无能矣，况其下者乎？」（同上）人的完善有可能也有必要，人的完善又不是自然实现的，所以説：「生也，性也，道也，皆天命也，无教则不能成。」（《雅述》上）

　　以「道」爲标准，以实用爲目的，提出了人格理想和教育目标。认爲：「圣人道德之宗正，仁义礼乐之宰摄，世固不获见之矣。其次，莫如得亚圣者，契道之真，以命合于一世焉。其次，莫如得大贤，严于守道，不惑于异端九流以乱道真焉。下此，随波徇俗，私智害正者，纯疵交葛，吾不知其禅于道也。」（《慎言·作圣》）不认爲圣人与天生有何关係，儘管难求，却坚持应作爲人们的人格追求，强调「圣可学爲」。指出：「圣人之道，贯彻上下，自洒扫应对，以至均平天下，其事理一也……」（同上）就此意义説，「有始终之序，无圣贤之分。」（《答孟望之论〈慎言〉》）鼓励人向善。另一方面，主张教育以实用人才爲目标，「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雅述》下）反对以「文艺」标准取用「文人」，认爲未来的人才应是能「当天下国家之任」者，尤其是当「非常变故之来」，也能「不误人家国之事。」（同上）对理学家的精神面貌深加针砭。

　　针对心学「致良知」之説，在知识和认识问题上强调「思与闻见之会」和「接习」。关于知识的本原，指出：「使无外感，何有于动？故动者缘外而起者也。」（《雅述》上）人有能「动」的认识能力，又有外物刺激，遂産生认识过程。知识获得始于闻见，「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同上）但光凭闻见又不足以获取知识，因爲「耳目之闻见，善用之足以广其心，不善用之适以狭其心。」这是由于「见闻梏其识多矣。其大有三：怪诞，梏中正之识；牵合傅会，梏至诚之识；笃守先哲，梏自得之识。三识梏而圣人之道离矣。」（《慎言·见闻》）所以须在闻见基础上发挥思的作用，「游心于造化之上，体究乎万物之理，」（同上）认爲：「夫圣贤之所以爲知者，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已。」（《雅述》上）同时指出：人还存在另一个求知途径：「学之术有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慎言·小宗》）「学博而后可约，事历而后知要……故圣人教人，讲学、习行并举，积久而要其成焉。」（《慎言·见闻》）所谓「履事」、「历事」、「力行」，一是指通过观察、实验去求知，如观察自然。二是指「接习于人间」的「实历」，如在操舟中学操舟。这样，「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与薛君採二首》之二）针对有人责难：人不可能事事亲历。则指出：「理可以会通，事可以类推，智可以旁解。」（《石龙书院学辩》）因此可以「挈小而施之大」，求其难以亲历的知识，乃至知事物之未来。最后，强调「道无终穷」，事物在发展，知识无穷尽，应善于正确对待传统。只要「得乎道真」，「虽纬説稗官亦可从信」。反之，哪怕是程朱亦可以批评（《太极辩》）。

　　批评当时士人中普遍存在的「专尚弥文，罔崇实学；求之伦理，昧于躬行；稽诸圣谟，疏于体验」的现象，提出学习要求。学习目的，主张「修身兼济物」。修身对己而言，即学以改变气质；济物对世而言，即学求适用。以改变「学与事恒二之」的不良风气。勉励学生读书期以治事爲本，爲有用之学。学习内容，首先主张学习六经，又重在解其「义理」。出于崇实目的，还注重自然知识的学习。自称「愚尝验经星河汉位次景象」（《答何柏斋〈造化论〉》），并将自己的学习、观测所得示诸门人（《华阳稿序》）。其著作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学材料，涉及天文、地理、植物、动物、生理、心理等衆多方面。学习方法，主张博与约结合、学与思结合、学与行结合：「君子学以聚之，博极其实也；问以辩之，求约于中也。」（《雅述》上）「广识未必皆当，而思之自得者真；泛讲未必脗合，而习之纯熟者妙。是故君子之学，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讨诸理尤贵达于事。」（《慎言·潜心》）由此批评人们在学习中常犯的错误：「成心」——牵强附会；「私心」——固执己见；「务高远」——虚浮不实：「务执古」——迂执教条：「爲虚静」——枯坐空寂：「爲泛讲」——夸夸其谈。以追求「可以宰世，可以议道，可以训远」的学习境界（《慎言·见闻》）。

　　爲救宋代理学家「主于静」的修养论所造成的弊端，提出「动静交相养」的修养论。宋儒的修养「枯寂无觉」，是「有养无施」，使人神志恍惚，不仅失去了修养目的，还「流于禅氏而不自知」。「圣人之学，有养，有爲，合动静而一之……夫动静交养，厥道乃成。主于静则道涉一偏，有阴无阳，有养无施，何人极之能立？」（《雅述》上）强调修养应坚持内外结合、养爲结合和养求实用的原则。

　　王廷相教育思想的重「实」特徵，使之成爲明清之际啓蒙教育思潮的思想先导，也给空疏成风的明代教育界注入了新鲜空气。

　　有关研究著作有：侯外庐等选编《王廷相哲学选集》科学出版社版，及中华书局修订增补本；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一九八九年整理编排本《王廷相集》，收入《王氏家藏集》和作者其他论著，并附录葛荣晋所辑王氏佚文、所撰《王廷相著作考》、《王廷相传记资料选辑》等，是最全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