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端文公遗书》十三种，明顾宪成著。初由其曾孙梁汾刻于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现通行本有光绪三年（一八七七）泾里宗祠重刊本。

　　顾宪成（一五五〇——一六一二）字时叔，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南直隶无锡（今属江苏）人，少时即游于诸子百家，青年时就学于张淇门下，又问学于张淇师薛应旗（方山）。万曆八年（一五八〇）中进士，授户部广东司主事，与京中魏懋权、刘国徵合称「三元」，「言时政得失，无所隐蔽」（《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万曆十五年因上疏剌及时政，被贬爲湖广桂阳州判官，后迁处州推官、补泉州推官，万曆二十年朝廷考察廉政，「举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顾端文公遗书·年谱》），擢吏部考功司主事。万曆二十二年因在立皇太子和会推阁臣问题上与神宗牴牾，降杂职，寻革职归乡，时年四十五岁。从此，他倾全力于著述与讲学，数次会南浙诸同人讲学于惠泉之上，与其弟允成倡修宋杨时讲学旧址爲东林书院，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爲之构建，万曆三十二年建成，与高攀龙等人大会吴越之士讲学其中。「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明史、顾宪成传》）讲习之馀，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多遥相应合，东林之名满天下，顾宪成亦成爲「群贤领袖」（《顾端文公遗书·年谱》），但东林也因而爲宦官魏忠贤所妒恨，终成党祸。生平见《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顾端文公遗书·年谱》、《东林列传》卷二等。

　　《顾端文公遗言》是顾宪成著作的彙编，包括《小心斋斋札记》十八卷，《东林会约》一卷，《东林商语》二卷，《证性编》八卷，《虞山商语》三卷，《经正堂商语》一卷，《当下绎》一卷，《还经录》一卷，《自反录》一卷，《仁文商语》一卷，《志矩堂商语》一卷，《泾皋藏稿》二十二卷，附《年谱》二卷。其中，较集中反映作者教育思想的是《小心斋札记》、《泾皋藏稿》和《东林会约》。

　　《小心斋札记》和《泾皋藏稿》等，主要批评王学末流的空疏学风，阐述作者的人性论、学习论。

　　首先，作者批评王守仁的性无善恶论，提倡孟子的性善论。王守仁宗告子，主张无善无恶心之体，在明代中后期有很大影响。而顾宪成则继承孟子的思想，主张性善论：「至善者，性也。性原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小心斋札记》卷四）他认爲，人的「本体」是善的，只是有时爲私欲和外界不良影响所蔽而爲恶。教育的作用，就是除恶复性，「自古圣人教人，爲善去恶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恶，去其本无也。」（《泾皋藏稿》卷二，《与李孟白书》）「天而虚灵不昧，以具衆理，而应万事者也，但爲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息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小心斋札记》卷十）如果按王守仁之説，性无善无恶，则何必爲善去恶呢？更重要的是，如果「爲善去恶之説屈，则其以亲义序别信爲土苴，以学问思辨行爲桎梏」（《东林会约·四要》），必然导致伦理丧亡、教育失败。因此，他强调，学者首先要知本，本者，性也。学以尽性，尽性必自识性始。

　　其次，批评改造良知良能论，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孟子和王守仁都主张人有「不学而知、不虑而能」的良知良能。这种观点到王学末流形成不学不思的空疏学风。爲此顾宪成对良知良能论作系统的批评和改造。他指出，人的本能不能概之以「良」，就拿儿童来説，「孩提之童无不知爱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也」，但是，儿童又「无不知甘食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悦色也，是亦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也，二者几无以异矣。」（《小心斋箚记》卷十）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诱物化日增一日，则甘食悦色日熟一日，向之所谓不学不虑非惟无益，而反有害。」（同上）因此，所谓不学不虑者「絶不见分毫之足恃也」（同上），必须通过学习，爲善去恶。顾宪成又从圣人也不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处，説明凡人更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小心斋札记》卷二）。顾宪成还对儒家传统的良知良能论进行改造，赋予新的含义：「孟子以不学而能爲良能，吾以爲不能而学亦良能也。」「孟子以不虑而知爲良知，吾以爲不知而虑亦良知也。」（《小心斋箚记》卷六）把后天的学习、思索也看作是人的本能，从而强调了爲学的重要性。他又把孔子所説的生知、学知、困知三种人统一于一人身上：「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向看作三样人，今看来只一人身上便有此三样。人之言曰：世间愚夫愚妇亦个个是生知、个个是安行。予则曰自古大圣大贤亦个个是学知利行，个个是困知勉行。」（《小心斋札记》卷十三）説明无论什麽人，都必须学习。顾宪成对良知良能论的批评改造，形成他的后天学习论。他进而提出，爲学必须发愤：「学者第一要愤，《语》曰「发愤忘食”，须知只这愤字便做成孔子。」（《小心斋札记》卷二）爲学应踏实，不能「厌其平淡别生新奇以见超」，「畏其方严文之圆转以自便」（《东林会约·尊经》），更不能凭自己的小聪明，「不知而作」，「偃然处己于生知之列。」（《小心斋札记》卷二）爲学还须学习结合、修悟并重，不能重悟轻修。因爲，「舍修无由修也。」（《小心斋札记》卷十）

　　又次，批评王学末流的言行不一，提倡知行统一的爲学态度。顾宪成指出，王学末流「病在所讲非所行，所行非所讲耳。」（《东林会约·二惑》）因此，他要求学者爲学应联繫自身实际：「读一字便体一字，读一句便体一句，心与神明，身与之印证，日将月就，循循不已。」（《东林会约·尊经》）更重要的是力行其道，他引用许敬庵的话：「今日之学，无有言论可以标揭，惟是一念纯诚，力行不懈，则此道自明，」要求有明道淑人之志者，「三思于斯言。」（《小心斋札记》卷四）

　　最后，主张不辨门户，博採衆长。儘管顾宪成尖鋭批评王学的一些观点，但仍肯定王守仁在儒学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吸收其合理的东西。他指出，王守仁的心学对于「桎梏于训诂辞章」的朱子后学来説，起着醒人心目的作用，认爲儒学由尊朱转向尊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朱、王均爲孔子之分身：「予窃谓朱子由修入悟，王子由悟入修，川流也，孔子之分身也，一而二者也。」（《泾皋藏稿》卷十一《日新书院记》）当士习浮诞时，「方之以朱子可也」，当士习胶固时，「圆之以王子可也」（同上），二者都是爲了「救弊」（同上）。在教育上，也应因时制宜，灵活运用二子之方法：「时而详晓曲谕不爲多也，时而单提直指不爲少也，无非所以成物也。」（同上）

　　《东林会约》是作者爲东林书院讲会制订的制度，较突出地反映作者的教学思想和所倡导的学风。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明确《会约》宗旨，确定固定的讲会时问。每年一大会，除寒暑期外每月一小会，每会三日。讲学宗旨是「会以明学，学以明道」、「专以德义相切磨，使试厥意、正厥心、修厥身，以求驯至乎圣贤之域，而设学之初意庶几不负。」

　　第二，确立开放、民主的讲学制度。其开放性表现爲，不论阶级阶层、年龄文化，来听教者不拒：「今兹会，近而邑之衿绅集焉，远而四方尊宿名硕时惠临焉，其有响慕而来者，即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不拒也。」其民主性表现爲，实行质疑辩难，学术质诸大衆：「一人之见闻有限，衆人之见闻无限，于是或参身心密功，或叩《诗》《书》要义，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经济实事，或究乡井利害，有精研累日夕而不得，反覆累岁月而不得，旁搜六合而不得，逖求千古之上而不得，一旦举而质诸大衆之中，投机遘会，片言之契，相悦以解者矣。」

　　第三，採用深入浅出的讲学方法。顾宪成很推崇子思《中庸》的「言道」艺术，谓子思所言，非「凿空驾説、故意作弄，一一是眼前实事实话」，其道理「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既就无知无能中拈出有知有能处来，又就有知有能中穷到无知无能处」（《小心斋札记》卷十六），此即深入浅出之教学艺术。在《会约》中，他也要求讲学者力避「迂阔而不切」、「高远而难从」的説教，讲「夫妇之所共知共能」的道理。

　　第四，实行生动活泼的诗教。《会约》把咏诗纳入常规仪式中：「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以爲荡涤凝滞、开发性灵之助。须互相倡和，反覆诵咏，每章至数遍，庶几心口融液，神明自通，有深长之味。」

　　第五，运用群体的渐染作用。顾宪成指出，个人独处，了无事事，「操则游思易乘也，从则惰气易乘也」，而讲会时，「长者俨然列于前，少者森列于后，耳目一新，精神自策」，加上讲会「非仁义不谈，非礼法不动，瞻听之久，渐摩之熟，气体爲移，肺肝爲易，一切凡情俗态不觉荡然尽矣。」

　　第六，倡导联繫实际的学风。顾宪成历来主张知行统一，学以致用。在《会约》中亦要求学者所学所讲「皆日用常行须臾所不可离之事」，举凡「乡井利害」、「经济实事」，皆爲讲学辩难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以救世爲己任：「士之号爲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泾皋藏稿》卷二，《与李见罗先生》）他们在讲学中贯彻了这一精神，故讲习之馀，常讽议朝政。东林因而成爲东南一大舆论中心，也培养了不少清廉正直的名臣，在历史上産生深远影响，被黄宗羲赞爲：「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序》）

　　有关研究资料，有清高廷珍增辑《东林书院志》、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沉灌群、毛礼鋭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二卷，李国钧主编、王炳照、李才栋副主编《中国书院史》第十六章，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