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揅经室集》，清阮元撰。通行本有：一、清道光间《文选楼丛书》本，一至四集四十卷，续集十一卷，再续集七卷，外集五卷。二、民国初《四部丛刊》本，一至四集四十卷，续集九卷，外集五卷。三、一九三五年《丛书集成初编》本，一至四集四十卷，续集十一卷。四、一九九三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以《四部丛刊》本爲底本。阮元谓：「室名揅经者，余幼学以经爲近也。余之説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揅经室集一至四集和续集最早分别刊于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十九年，阮元自辑，其弟亨印行。外集爲《四库未收书提要》，刊于道光二年，是阮元在鲍廷博、何梦华等协助下完成的，曾分二次（一八〇七和一八一一年）向内廷进呈，嘉庆皇帝颇爲赞赏，将其藏于故宫养心殿，赐名《宛委别藏》。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号芸台，谥文达，江苏仪徵人。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进士。历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先后出任山东、浙江学政，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傅。一生虽任中外要职，但不废学问，提倡学术研究，热心教育事业。督学浙江，编纂《经籍籑诂》。抚浙，建诂经精舍，抚江西，刻《十三经注疏》并附校勘记。总督两广，建学海堂，刊《皇清经解》（又称《学海堂经解》）。他「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爲山斗」，是十八世纪汉学代表性人物。著述除《揅经室集》及主编的《经籍籑诂》、《十三经校勘记》、《皇清经解》外，还主持撰有《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清史稿》卷三六四有传。

　　《揅经室集》是阮元自编定稿的著述汇编，分《揅经室集》、《揅经室续集》、《揅经室外集》三编。前两编依经、史、子、集四部各分爲四集，外集爲《四库未收书提要》。所收篇目，关于教育方面的主要有《拟国史儒林传序》、《论语解》、《大学格物説》、《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西湖诂经精舍记》、《诂经精舍策问》、《里堂学算记序》、《传经图记》、《焦里堂循群经宫室图序》、《学海堂策问》、《学海堂集序》、《论策问》、《试浙江优行生员策问》、《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复性辨》、《四书文话序》、《明堂论》等。

　　阮元对士子追慕功名而不务求实的学风及书院多爲科举附庸的状况深爲不满，决心对书院进行改革，先后创办了与旧式书院完全不同的新型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谓「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勗新知也。」（《西湖诂经精舍记》）宣明其宗旨在于崇尚汉学。培养弘扬汉学的人才。与王昶、孙星衍等汉学名儒迭主讲席，培养出了大批真才实学之士，如洪颐煊、洪震煊兄弟、周中孚、徐鲲、周治平、张崟等。诂经精舍独祀许慎、郑玄，一洗历代书院奉祀周程张朱陆王等理学家的传统，此举对当时士风和学风的转变産生了很大影响。学海堂的办学宗旨及教学内容和方法与诂经精舍一致，但在规制上益趋完善。鉴于书院山长制度弊端日多，阮元制定《学海堂章程》，规定永不设山长，由学长八人共同主持教学，如一人有出仕等事，再由七人公举他人补额。这也是对清代书院制度的一大改革。

　　阮元在教育内容上，提倡经史实学，包括西学在内的自然科学。「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观其识」（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诸生「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学海堂集序》）认爲「后之发策问者又转袭于前次之策题，陈陈相因」，「爲了此公令而已」，「非有惠于士，反有害于士矣。」（《论策问》）他説：「以《四书》义取士，垂数百年。明初剿袭成书，爲《五经大全》，锢蔽士人耳目。……得人之法，在于命题，务隐僻则困英士，偏一体则弃衆才。」（《试浙江优行生员策问》）指出八股取士的流蔽在使士子勤于科名，使学习范围限于四书五经，时文闱墨，致使士子钝于时务、荒于学政，主张取士不能仅观其文，而应取其见识，讲求真才实学。除经史考证，还应重视天文、算学，谓「数爲六艺之一，而广其用，则天地之纲纪，群伦之统繫也。天与星辰之高远，非数无以效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世事之纠纷繁颐，非数无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而可以不知数乎？」（《里堂学算记序》）并指出许商、刘歆、郑康成、贾逵、何休、韦昭、杜预、虞喜、刘焯、郑炫、惠士奇、江永、戴震等皆通数学，认爲理学家特别是心学家「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爲，其学始衰（《同上》）。

　　阮元要求培养的人才，是像顾炎武那样的博学于文而留心于经世之务的学者；不是那种「守一先生之言而不能变通」（《传经图记》）的陋儒。他认爲周初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孔子道与艺合，师儒兼备。汉儒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但明儒「不出朱陆，……空疏甚矣」（《拟国史儒林传序》）。清儒「卓然不惑，求是辨诬」，「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好古敏求，各造其域」（《同上》）。指出儒经与师道是两种学问和教育，研究学问当以儒经爲根本，束身践行应以师道爲准则。要求学者「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同上》），不立门户，不相党伐，但实际上，他是扬汉而抑宋，尊经而绌理。

　　阮元继承戴震由词以通道的思想，主张以文字训诂求义理。他説：「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论语一贯説》），「圣人之道，譬若宫牆，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拟国史儒林传序》）既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也反对「求道太高，卑视章句」（《同上》），而主张在训诂考据过程中，作义理的阐发。他认爲汉代去古未远，训诂比较可信。但他推尊汉儒，并不迷信汉儒，尝言「余以爲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焦里堂循群经宫室图序》）又説：「余之説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揅经室集·自序》）意在汰除唐宋以来佛老思想对儒学的侵入，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认爲：「古圣人造一字，必有一字本义。本义最精确无弊。」（《释敬》）他从《论语》、《孟子》中归纳关于「仁」的论述，以求其本义，证明理学家争论「仁」字的含义，是离开实事而专言心性，愈辩而愈难明白本义。又认爲学问广博，训诂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周孔顔曾之学，首重文博，后人才力浅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复性之一説焉，可以不读书，日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乐趋之。此亦如六朝佛典太繁，释家别开禅学，可以不説一切经，而面壁见性。」（《复性辨》）

　　阮元认爲育才之道，必须把治经和政事结合起来：「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説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丛生，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以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汉读考周礼六卷序》）他认爲学者不应「讳言食色而空言义理」（《性命古训》），必须研究经史实学，并谓经世济民的学问即存于经史之内，「欲论经济，捨经史末由也」（《京师慈善寺西新立顾亭林先生祠堂》）。他把经与史并重，认爲二者是相辅相成，「夫经述修治之原，史载治乱之迹，疏于史鉴，虽经学文章，何以致用耶！」（《己未会试策问》）

　　关于历代聚讼纷纭的「明堂」、「辟雍」问题，阮元综合前人之説，详细考证，认爲「明堂」、「辟雍」是上古宫室未兴时，一种结构粗陋的建筑物。上圆下方，重盖以茅，而外环以水。祭天、祭祖、军礼、学礼、教国子等均在明堂举行。古书所称明堂、太庙、太学、灵台、灵沼，皆爲同地异名。阮元的《明堂论》专门对「明堂」、「辟雍」作了阐释，清末皮锡瑞认爲论「明堂」、「辟雍」当以阮元之言爲定论。（《三礼通论》）

　　对理学家附会禅学，强调静坐的修养方式，阮元给予了否定。他在《论语解》、《论语一贯説》、《大学格物説》等论著中解释孔子的学説核心在于「行」，认爲「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大学格物説》），讲求实学，才能从经典中寻得「圣人之道」。阮元一贯主张把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先后组织学生编撰的书籍有《经籍籑诂》、《畴人传》、《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十三经经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