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遗书》，清王夫之著。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其裔孙世全编辑刊刻，有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南京金陵节署刊本、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湖南衡阳船山书院增补刻本、一九二九年衡阳图书馆重印本、一九三三年上海太平洋书店重校铅印本，等等。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亡后隐居湘西石船山，故学者称船山先生。「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章沿革，皆极意研究。」（王薑《薑斋公行述》）曾读书于岳麓，于友人组织「匡社」，立志匡时救世。明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举人。清军南下时，于衡阳举义兵抵抗，兵败后于顺治五年（一六四八）赴肇庆投奔南明永曆政权。不久，在梧州任永曆朝的行人司行人。时南明王化澄当国，纲纪大坏，王夫之三次上疏参王化澄，化澄恨之，欲王夫之于不测，夫之「激愤略血，因求解职」（同上），于顺治七年七月离梧州。不久，永曆政权灭亡，他循迹民间，往返于湖南浯溪、梆州、来阳、晋宁、涟邵，最后归衡阳，乐土室于船山，从事著述与讲学达四十年之久。述往以爲来者师，「欲废古今虚妙之説而返之实。」（同上）先后完成著作一百多种，四百多卷，约七百万字。同时，将其研究和教学紧密结合。其《礼记章句》等是「爲授徒计」而写的，其《四书训义》等是教学的「口授讲章」。著作大多收入《船山遗书》中。另有岳麓书社《船山全书》及中华书局等出版的《尚书引义》、《礼记章句》、《四书训义》单行本。生平史料见《清史稿》卷四八〇、潘宗洛《船山先生传》、王敔《薑斋公行述》、王之春《船山公年谱》等。

　　《船山遗书》是王夫之著作的彙编，分四部。太平洋书店本经部有《周易内传》等二十二种，史部有《读通鉴论》等四种，子部有《张子正蒙注》等十四种，集部有《楚辞通释》等三十种，共收书七十种三百五十八卷。其中，《尚书引义》、《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説》、《礼记章句》、《俟解》等较多地反映作者的教育思想。

　　书中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习于性成」的人性论。他説「习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尚书引义·太甲二》）认爲性非生来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发展之中：「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同上）其性包括「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两种，前者指人的知觉感官和「心」的思考功能，它们是在「习」，即环境、教育和实践中发展的：「天命之谓性，命日受则性日生矣。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形受以爲器，气受以爲充，理受以爲德。」（同上）后者指人的知识、才能和道德观念，它们由「习成之」；「先天之性天成之，后天之性习成之也。」（《读四书大全説》）「而习者，亦以外物爲习也，习于外而生于中，故曰“习与性成”。」（同上）于性相联繫的还有气质问题。理学家常有先天之性、气质之性之别。而王夫之则认爲，「所谓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质是人之形质，范围著者生理在内；形质之内，形气充之。而盈天地间，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非气者，故亦无非理者。」（同上）由此得出：「理行乎气之中，而于气爲主持分剂者也。故质以函气，而气以函理。」「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同上）气质之中，又有区别：「质，一成者也；气，日生者也。 一成，则难乎变；日生，则乍息而乍消也。」（同上）人的质不能习良，但质之不正，非犬羊、草木之不正也，亦大正之中，偏于此而全于彼，长于此而短于彼，可以补偏救弊迁于善。如何迁善呢？也靠习：「若夫由不善以迁于善者，则亦善养其气，至于久而质且爲之改也」。（同上）「乃所以养其气而使爲功者，何恃乎？此人之能也，则习是也，是故气随习易，而习且与性成也。」（同上）由此可见，无论先天之性、后天之性，还是气质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变化的关键是习。王夫之的人性论把习提到很高的地位，从而强调环境、教育和实践对人的作用。他指出，学习是人优于动物的一种能力：「人之爲道也，有自然之质，有可尽之能。自然之质，则既别于物矣，可尽之能，尤人之所独，非物之能知、物之能用者也。可尽之能者，学也。」（《四书训义》）自非圣人，必以学爲成人之首，不能「持其才质，自命有馀」（同上）。由此观点出发，批评了「生而知之」之説，指出动物靠「不待学」的本能生存，而人则须学习和实践：「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行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爲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如禽兽。」（《读四书大全説》卷七）还对上智下愚説重作解释，认爲所谓下愚有二：自暴和自弃，「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心。惟自暴者距之以不信，自弃者絶之以不爲，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四书训义》卷二十三）其实「下愚」者其质并非必昏而愚，只是不肯移而已。在知行关係上，既反对知先行后的观点，也反对知行合一、以知爲行之説，主张知行相资，强调行的作用，认爲「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读四书大全説》卷六）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认爲「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爲知也必矣」。（《尚书引义》卷三》离行以爲知，其卑者则爲训诂之末流，高者则消心而絶物，必然脱离社会实际。

　　二、导欲于理的道德教育论。王夫之的「欲」是指人的自然欲望，如「饮食男女」之类，「理」指协调规范人们行爲的伦理道德。他认爲欲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合乎理的：「人之有情有欲，亦莫非天理之宜然者，苟得其中正之节，则被袗鼓琴，日于万物相取予，而适以顺乎天理。」（《周易内传》卷四）在这种情况下，欲与理不仅不矛盾，而且合两而互爲体：「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而互爲体。」（《张子正蒙注》卷三）所以，他説：「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读四书大全説》卷四）他不赞成理学家历来的「窒欲」观点，主张：「欲非已滥不可得而窒。」（《周易外传》卷三）同时，也反对纵欲，因爲「君惟纵欲则忘其民，民惟趋利则忘其君。欲之不可遏，私利之情不自禁，于是乎君忘其民而草芥之，民忘其君而寇仇之。」（《春秋繁露·制度篇》）因此，须导欲于理。其措施主要有二：运用一定的秩序和规范去约束人们的行爲，使之「得其中正之节」；运用道德教育「博之以文，使之有所傚；约之以礼，使之有所据，而心与理洽，性与天合，以行乎万变而不踰自然之天则者。」（《四书训义》卷三十八）其道德教育尤重养性和力行，倡「君子自疆不息，日乾夕惕，而择之守之，以养性也。」（《尚书引义》卷三）认爲「德者，行焉而有得于心之谓也。」（《读四书大全説》卷一）学者应躬行伦理道德，「而言爲不足贵」（《四书训义》卷九）。

　　三、啓发自悟的教学论，王夫之认爲，教学是一个啓发自悟自得的过程，认爲，「学，觉也」。（《薑斋文集》卷三）「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四书训义》卷五）啓发自悟，先须辨其才质之高下，「始则视其质，继则问其志，又进而观其所勉于其所至，而分量殊焉。」（同上，卷十）然后因材而啓发之。所谓啓，是「啓其端而使彼成之也」（卷十八《学记》）。王夫之的啓发之方主要是「因机设教」。「机」指时机。因机设教要求教师「于道知其序，于人知其候」（《四书训义》卷十九）。一方面，应知道「道之序」和教材内在的序，从而循序渐进地教学；另一方面，知施教的时机，待学者愤悱之时而啓发之。掌握施教时机极爲重要：「如其可于言而犹未信其可，不于言焉，则斯人在欲达未达之际，正待我之一言以得其指归，而我不告焉，将使其人之终无与于道矣，教之过也；如其不可与言，而遽望其可，亟于言焉，……将使吾言不足以觉之，而反以啓其妄矣，抑教之过也。」（同上）教师的语言对啓发自悟也很重要，须「因问而答，大者不吝，小者不滥，而意味有馀，使人思而得之，引伸于无穷。」（《学记》）要做到这些，教师本身要「知自明」，即有真才实学。王夫之认爲有两种人不宜当教师： 一种是「智辨有馀者」，（《四书训义》卷六）他们不顾所学之本业，偶有所见，不作深入研究即立爲一説，譁衆取宠；一种是「诵习有功者」，（同上）他们守其一説，而不能达于义理之无穷，使学者无所复通。教师应是能温故知新者。所谓温故即不忘旧所闻，所谓知新，即汲取新知，并与旧知相贯通，心有所得，以啓学者之聪明。「惟己学已明，则审知学者所至之浅深，听其所问之语，而因量以善诱之。」（《学记》）

　　四、求自得的爲学方法论。王夫之指出，爲学须求自得。他所谓的自得，指通过自己的思考，将知识变爲自己的东西，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自表达里，渐渍以会其真，其理不可易，皆吾心确见，其必然而不爲迹之所泥、虚之所荡。」（《四书训义》卷三十二）自得要靠学者自己的努力：「善学者由教而入，以教而正，而及其自得，则教者无能爲功，非吝也，固有能有不能也。」（同上，卷三十八）因爲，教师只能教以「规矩」，而不能教以「巧」。规矩是确定的、普遍的东西：「一规而天下之圆尽于此，一矩而天下之方尽于此，从有定焉，数有分焉，理之所著，言之所可宣，能于人也。」（同上）而技巧则是个别的、灵活的，只能「心喻之，自审之，手习之，无有定也。」「口不得而宣也，象不可得而止也。」（同上）只能由自己去模索掌握。如何自得呢？主要通过学思结合；「学则不恃已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同上，卷六）两者相资爲功，但重思考。通过思考，「穷其几，穷其理，尽其变」，「因象以见道，因小以通大，因显以察微，循循乎必以其道也。」（同上，卷三十二）达到深造自得。而自得是爲了用于世，所以他説：「学者之所以学，教者这所以教，皆有其当务也。」（同上，卷五）爲学不能脱离社会实际。

　　五、有关童蒙教育的主张。王夫之提倡顺应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时进行教育：「孩提而知爱，稍长而知敬，一因其情之所必发，而所以行止庭闱之节，所言止应对之词，所与但族堂之人，所慕但慈厚之士，所学但安弦操缦、离经释诂之功，则弟子之爲此者亦易，何惮而不修？而教者之事亦易见功。」（同上）如果错过有利的时机，孩子「情且动，而爱恐自此而衰；气盛而敬恐自此而弛」（同上）。加上外物所诱，人与相狎，恶习养成，再行教育，已很困难。因此，必须早教，禁于未发。他还指出，教育应注意儿童的兴趣，「蒙养之道通于圣功，苟非其心乐爲，强之而不能以终日。」（《张子正蒙注》卷三）

　　六、关于家庭教育的观点。王夫之认爲，家教于治国是相联繫的：「教家者，教国之本。孝弟慈者，事君事长使衆之本也。唯其不假强爲，则同命于天，同率于性，天理流行，性命各正，非仅可通于家而不可行于国也。」（《读四书大全説》卷一）同时，又把家教作爲行道的继续：「君子之道行，则治邦国；不行，则以教子弟。」（《宋论》卷十四）故其家教内容渗透了他的政治观点。在《戒子孙十四条》和家书中，他谆谆告诫小辈，要明义利之别；要「知耻」，不能「丧其恻隐羞恶之心」；要立志，「立志之始，大脱习气；习气薰人，不醪而醉。」（《薑斋文集补遗》卷一）其论家教方法，重慈严并行：「庭所之中，暄日严霜，竝行不悖。」（《家世节录》）严正而不苛求，慈爱而不放纵。

　　王夫之是与黄宗羲、顾炎武鼎足而立的思想家，其《船山遗书》在学术界佔有重要地位。

　　有关的研究资料有：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三、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八、王永祥《船山学谱》、李国钧《王船山教育思想初探》、罗正钧《船山师友记》、邓潭洲《王船山传论》、侯外庐《船山学案》、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书末附有《研究、整理王船山学术思想传记的参考书目》，张舜徽《清儒学记》、陆复初《王船山学案》、刘春建《王船山学行系年》、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王船山史论选评》、刘志盛《王船山著作版本源流考》、宁小庄《读〈读通鑑论〉》、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夏剑钦《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