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园先生全集》，又称《杨园张先生全集》、《张园先生全集》五十四卷。清张履祥著。有康熙中刊本、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山东尚志堂刊本、同治十年江苏书局本。又有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昆明杨勳重刊六卷本。

　　张履祥（一六一一——一六七四），字考夫，别号念芝，浙江嘉兴桐乡人。世居清风乡鑪镇杨园村，故学者称杨园先生。明诸生。七岁丧父，家贫，母沉氏以纺织延师教之，十五岁应童子试，补县学弟子员，中年受业于刘宗周，明亡后絶意仕进，以教学爲业凡四十年。曾先后馆于甑山、菱湖、苕溪，往来教学于海盐澉浦、半逻、语水等地，间居家乡鑪镇教授生徒。谓「今之贫士衆矣，皆不免饥寒，宜以教学爲先务，盖亦士之恒业也。」「但爲此须本忠恕之道，不可丧失其本心。」（《年谱》）主张教以德义，举子之师不可爲。又谓学者当务经济之学，明体适用。其学术初宗刘宗周之慎独，晚乃专意程朱。生平资料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及《全集》所附《年谱》。其著作多收入《全集》中。

　　《杨园先生全集》爲张履祥的文集。卷一爲骚、诗，卷二至卷十四爲书，卷十五爲上书、疏、啓、序，卷十六爲序、寿序，卷十七爲记，卷十八爲説，卷十九爲论、辩、议，卷二十爲题跋、书后、引、赞、铭、箴，卷二十一爲传、墓志铭、事略、遗事，卷二十二爲吊祭、告文、哀辞，卷二十三爲杂著，卷二十四爲文补遗，卷二十五爲问目，卷二十六至二十八爲原学记，卷二十九爲读易笔记，卷三十爲读史等，卷三十一至三十四爲言行见闻录，卷三十五爲经正录，卷三十六、三十七爲初学备忘，卷三十八爲近鉴，卷三十九至四十二爲备忘录，卷四十三至四十六爲近古录，卷四十七、四十八爲训子语，卷四十九、五十爲补农书，卷五十一爲丧葬杂录，卷五十二至五十四爲训门人语。卷首附桐城苏惇元的《张杨园先生年谱》、《编年诗文目》、《诸家评论》、邵懿辰《张杨园先生传》等。

　　《全集》中所阐述的教育思想主要有：

　　「养在教之先」。《初学备忘下》指出，经济生産是教育发展的基础，要兴学校，先须考虑：「朝廷制民之産，能使养生丧死无憾否？庠序之士禄足以代其耕否？」（同上）如果禄不足以代其耕，士爲免于死亡，必「营求谋虑以爲宫室、衣服、饮食之需者」，不能尽出于义。这样，对子弟的教育必然带来不良影响：「父兄以无所不至之心谋其家、以养其子弟，子弟以无所不至之闻见日锢其耳目，以及其心术，而爲之长上师友者，亦莫非以无所不至之所言所行以相渐摩兴作，而望正教之行，难已！」（同上）因此，「欲子弟之服正教，必自父兄之不失正养」，「朝廷将兴学校，必以制民之産爲始」（同上）。

　　耕读相兼。从养爲教之先的观点出发，《全集》反覆强调，学者当以治生爲急，批评谋道不谋食之説，谓「贫士无田，不仕无禄，复欲讳言治生以爲谋道，是必蚓而后充其操也。否则必以和尚之托鉢爲义，坐关爲修道也。亦可谓踵末俗之敝风，习而不察者矣。」（《备忘一》）主张治生以稼穑爲先，因爲粮食是生民之原、天下治乱、国家兴废存亡之本。当时社会有耻于农耕之风，而张履祥则提倡，士当参加农业劳动，认爲稼穑不仅是解决生活来源问题的手段，而且是道德教育的有效方法：「夫能稼穑，则可无求于人，可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穑之艰，则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则能兴礼让。廉耻立，礼让兴，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初学备忘上》）又谓：「百谷草木，用一分心力，辄有一分成效；失一时栽培，即见一时荒落。」（《补农书下》）「农桑之务，用天之道，资人之力，兴地之利，最是至诚无僞」，（《赁耕末议》）稼稼可培养勤劳、诚实的品德。此外，还可锻炼身体和意志，磨练出「一副精坚强忍智力来」（《原学记》二），成爲能担当重任的人才。因此，《全集》认爲，理想的教育就是耕读相兼，半年农忙时耕种，半年农闲时读书讲求义理。张履祥对子弟和门人都要求亦耕亦读，他自己也边教边耕，「岁耕田十馀亩，草履箬笠，提筐佐饁」（《清史稿·张履祥传》），还著有《补农书》以教后人。

　　爲学求实。《全集》中的「实」的含义有多种，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其一，实实在在地学习、体验伦理道德：「凡读书，每处必求其实，自然有益。如读《大学》“在明明德”，便思明德是何物。若实见得，其于学也思过半矣。」（《顾学记一》）「书义固须讲解，然不从自家字字句句体验得来，总是随明随暗。」（《备忘二》）其二，通世务：「医家固须学博明理，然必以识病善用药爲急。吾人学问之道亦如此。朱子每以通世务爲言，盖修己治人，只是一事，若世务罕通，説道理即成片段，临事只是茫然，所学虽博，适足以爲害而已。」（《愿学记一》）其三，力行致用。指出：「近代学者，废弃实事，崇长虚浮，人伦庶物，未尝经心，是以高者空言无用，卑者沦胥以亡。今宜痛徵，专务本实，一遵《大学》条目，以爲法程。」（《澉湖塾约》）要求学者将《大学》「诵之熟，讲之熟，思之熟，行之熟。」（同上）即学思行结合，学以致用。谓「致知者，所以爲力行也」。（《愿学记》一）其求实的中心思想，是「明体适用」（《东庄约语》），既要认真理解掌握伦理道德，又要能运用于实际生活，不事空谈。在知于行的关係上，反对王守仁合知行爲一的观点，也反对当时重行不重知或重知不重行的观点：「今之读书，徒爲空言，不及行事，固爲无实，终无所得。亦有专于人事上打算，而不能深心读书以求进于义理，终于固陋鄙野，不能造于高明之域也。」（《备忘遗录》）他的求实观点就是爲避免这两种倾向而提出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指出教学当倣胡安定之法，设经义、治事二科，而学者则当读有用之书，包括：六经、诸史、先儒理学，以及历代奏议等有关修己治人之书，以及医药、卜筮、种植等也是有用之书，至于「诞妄妖惑」的方技书则决不能读。从求实出发，还强烈抨击科举考试制度，指出科举诱以功名利禄，败坏士习，「后生不务力学，驰骛名场，放心丧志，莫甚于此！」（《示诸生》）要求父师「有志于子弟之贤者，必当以制举业爲戒。」（《备忘遗录》）要求朝廷「无论中兴割据、鼎立统一，第一要罢科目，罢科目则人才出，朝廷得收用人之益。」（《备忘四》）认爲汉代的孝弟力田科最能收实效：「以力田爲科，则可使海内无闲田；以孝弟爲科，可以使乱臣贼子不作。人才出，风俗美，海内富实，士慤兵强，视以辞赋奔走天下者，何啻千里！」（《备忘遗录》）

　　教以行道。《全集》指出，教育是行道和育才的事业：「君子得位则行其道，不得位则行其教，教行道亦行矣。」（《愿学记二》）「在上则进贤才，在下则育贤才，无非爲天下国家。」（《愿学记》）然而当时一些父兄对子弟只是计近功、逐小利，惟求取世资而不求育贤才，而「爲之师者，莫不以鄙夫患失之心逢其主人」，（《初学备忘上》）只顾目前一刻之效，是以世教日下。对此状况，《全集》反覆指出，爲师当教人以德义，而不能教以声色货利；当教以实行，而不能教以空言；当「以保赤子之心教人，则尽道」（《愿学记一》）。

　　教心有术。《全集》説，动物均能教其子：「弥猴犬鼠，亦能教之爲戏，虽无知如鱼蚁，亦教之之术。」（《备忘一》）作爲万物之灵的人，更应有教学之术，书中主要倡长善救失，谓：「教人之道，只“长善而救失”一语尽之。如《舜典》命变典教胄子，而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只是此意，万世教人之法不能易也。盖直者恒不足于温，故欲其温；宽者恒不足于栗，故欲栗；刚者易至于虐，故戒其虐；简者易至于傲，故戒其傲。」（《备忘二》）书中还载有问难讨论的教学法，这种问难师生平等，各抒己见。张履祥説：「僕虽寡知，昔闻于师，敢不罄尽？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论，以求其明。」（《澉湖塾约》）故他谓讲学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对教师亦很有益。指导自学，也是张履祥的教学之术，《全集》中有大量有关自学方法指导的内容，归纳起来有，学必立志：「爲学之道，始于立志，犹射者未发矢而志已及之。志大而大，志小而小，他日所成，无不由是。」（卷十三《答顔孝嘉》）学必虚心：「学问之道，惟虚受最有益，譬之一器，虚则凡物皆能入之，若先置一物于中，更何物能入？」（《初学备忘上》）爲学如果有「一毫自足自是之见存于胸中」，也会无形中表现出来，等于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学者之大患。学须循序：「功夫须是绵密，日积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间断，急躁间断，病实相因。」（《澉湖塾约》）学须日新：「学问之益，须是月异而岁不同，若今日是此人，明日仍是此人，今年是此人，来年仍是此人，如何得长进？」（《初学备忘上》）学无常师：「服药不用单方，恐温凉甘苦久而偏胜，则因药而致他疾有之。学者读一家之书、守一家之説，其弊亦往往类此。」（《备忘一》）此外，规定了自学制度，如立读书课程，立早晚自查法，每天早起「即省昨日所业与今日所当爲」，（《澉湖塾约》）晚上「检点一日所课，有阙则补，有疑则记，有过则自讼。」（《菱湖塾约》）并辅之以随事问其义理，「或设难令其分析，或听言察其记忆，或见人质其邪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也。」（《备忘四》）

　　固守农士家风。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但爲父母当如何爱子弟？「将以田宅、金钱遗子之爲爱乎？抑以德义遗子之爲爱其子乎？」（《训子语上》）张履祥认爲，当遗子以德义：「不肖之子，遗此田宅，转盼属之他人；遗此多金，适资丧身之具，孰若遗以德义之可永世不替。」（同上）如何遗子以德义？从耕读相兼的观点出发，他主张固守农士家风，培养贤子孙。其理想的贤子孙，是「以忠信谨慎爲先」，「持身谦逊而不敢虚骄，遇事审慎而不敢容易」者（《训子语下》）。更重要的是能知稼穑、懂义理的农士。农士的培养，七八岁至十五岁爲读书时期，十五岁以后，观其气质和志向，爲农爲士，始分其业。在儿童和青少年读书时，特别注重延师教子：「古者易子而教，后世负笈从师，近代延师教子，世变虽殊，要无不教其子者。」（《训子语上》）延师之前须先访求和选择：「然教子有道，《记》曰“严师爲难”，而不自严师始也，其要在于择师，择师在于平日之访求，而不在延师之日，自子生以后，便当劳心矣。」（《于钱子固》）择师须观师之志向、学问及其爲教之方，「真是求什一于千百也。」（同上）十五岁以后，虽分其业，仍须进修：「子弟三十以前，心志血气未有所定，虽贫且贱，不可辄离师傅。」（《训子语上》）三十岁左右，如果「德性驯良、学粗有得」，还应延笃学之师，教以「经济之学」，如「朝廷邦国、礼乐刑政、天文曆数、屯田水利、边方险要之类，事事讲求」（《训子语上》）。兵法也是应学的内容。可见其心目中的农士，须既懂义理、能从事农业生産，又要有较广博的知识。但他也知道，「此等子弟自是不易得，非可一概论也。」（同上）

　　有关的研究资料，有《全集》卷首所附《诸家评论》、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五、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一、沉灌群、毛礼鋭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二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