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近人汪荣宝著。一九二三年刊於《华国月刊》第一卷第二、三期。

　　汪荣宝（一八七八——一九三二），字衮甫，又字太玄，别号思玄。江苏吴县人，文字音韵学家。光绪丁酉科拔贡，曾任兵部七品京官。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九〇六年任京师译学馆教职，后任京师大学堂监督。热心於国语运动，一九〇九年曾与劳乃宣、赵炳麟等人一起在北京发起简字研究会，从事文字改革的社会宣传工作，一九一二年任读音统一会会员。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和眾议院议员，并先后任驻比利时、瑞士和日本公使。除写有文字音韵方面的论文外，还著有《清史讲义》、《思玄堂集》、《法言疏证》等书。生平事跡见《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二分册。

　　《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是汪荣宝最重要的语言学论文。长期以来，传统的音韵学有“古无麻韵”一说，认为今天的麻韵虽然读作a，可是在中古音中却分属於现在读o的歌、戈韵，和现在读u、ü的鱼、虞、模韵，因此，今天麻韵的a音是从西域来的。汪荣宝的这篇文章反对这个说法。他首先注意到一般语言的规律，他说：“人生最初之发声为阿a；世界各国字母多以阿为建首；阿音为一切音之根本，此语言学之公论也。”由此推断上古汉语也应当有a音。其次，他注意到日文假名中的汉音，他指出，日本假名五十音中的十个代表音在魏晋六朝和唐代的汉语中是这样对译的：

　　这十个字中，歌韵五个字、戈韵两个字、麻韵两个字、末韵一个字。他说：“今列十字中取材於歌戈者七字，则歌戈之与a音相谐可知。”再次，他又注意到了古代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游记中的汉字音读。九世纪时阿拉伯人的游记中，称中国滨海方面与sila诸岛为界，“其民白皙，臣属中国”。汪荣宝认为这是指斯罗（朝鲜），“阿拉伯人所记，既非出自身经，则必得之中国人之传述。古音斯读如si，sila之为斯罗译音，毫无疑义。此唐人读罗为la之证矣。”再次，他还注意到六朝隋唐时佛经中的梵汉对音，指出“波、簸、婆、魔、磨、罗、逻”等汉字均对译梵文a音，“苟非古人读歌戈如麻，则更无可以说明之法”。最后，他注意到中国古籍中所译的外国人名地名，如Pars译为“波斯”，Java译为“闍婆”等等，“其对音之例，无不相同”。其结论是：“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皆读a音，不读u音或ü音也。”他对这个结论坚信不疑，称“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

　　《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和过去的汉语古音研究相比，有很大不同。在研究目的上，它不再继续划分韵部，而是替清代和近代学者已经分出的韵部拟测具体的音值；在研究的方法上，它摆脱了汉字的束缚，主要着眼於汉语和外语的对音和译音上。这一切，为汉语音韵学开辟了新途径，使汉语音韵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因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此文发表以后，章炳麟、徐震等马上著文反对，钱玄同、林语堂和唐铁等则极力赞同，作了充分的肯定。这就是后人所谓古音研究上的第一场大辩论。

　　不过，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虽然注意到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对音和译音，但是没有注意到用中古的译音来做上古音值的证据，这是不妥当的；其次，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语音系统，音译只能是近似的，不宜做絶对的肯定，更何况魏晋时代的梵汉对音，大多经过中亚语言的转译，并非直接来自印度。因此，他的结论是有缺陷的。根据后来的研究，关於歌、戈两韵的音值，汪氏之说大致可成定论；但鱼、虞、模韵在魏晋以上则跟歌、戈韵分得很清楚，未可混为一谈。

　　有关《歌戈鱼虞模古读考》的研究著作主要有：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版）、周斌武《汉语音韵学史略》（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等书的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