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简》三卷。宋郭忠恕编著。成书於北宋初，具体年代不明。有北京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汪立名刻本、杨氏海源閤旧藏抄本、《四部丛刊》影印冯舒抄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

　　郭忠恕（？——九七七），字恕先，又字国宝。河南洛阳人。宋画家、文字学家。生年不明，据《宋史》四百四十二卷，郭氏“弱冠”时“汉湘阴公召之”、《东都事略》卷一百十三“汉湘阴公镇徐州，辟为从事”等记载推算，郭氏约生於公元九二九—九三〇年。善画山水屋木楼观臺榭，精妙高古。又工篆隶，凌轢魏晋。《书史会要》推崇郭氏害书“俱为当时第一”、“所列神品”。少善属文及史书小学，通九经。五代时曾仕汉为从事，因与同僚不和而弃官。后周广顺年中（九五一——九五三）周太祖郭威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宋太祖赵一匡胤灭周，部氏仍任博士，因触朝规，被贬官削籍。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又召其进京，在太学刊定歷代字害，投四子监主薄，太平舆国二年（九七七）因批评朝政被杖，贬流登州，行至齐州临邑卒，年约五十。著作除《汗简》外，尚有《佩觿》三卷见存。

　　《汗简》原缺作者姓名，宋代目录书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未存录，《宋史·艺文志》始载“《汗简集》七卷”。北宋李建中定为郭忠恕作。今本《汗简》卷首李建中题记云：“《汗简》元闕著撰人名氏，因请见东海徐骑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归‘、臼字部末‘’字注脚、‘赵’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验之明矣。”李氏所述，颇有理据。同时郭忠恕在后周时便任书学博士，宋太宗时更受詔专职刊定歷代字书，他有条件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秘籍，因此以“古文科斗字”作为收字对象的《汗简》成於郭氏之手，不应有甚么问题。《汗简》的成书年代，原书也无明确记録，由李建中题记后的小引中“臣顷以小学蒞官”一语来分析，郭氏编撰《汗简》乃在宋太宗命他专职刊定歷代字书之时，即太平舆国元年（九七六），次年他贬死齐州，来不及将此书上进朝廷，所以《汗简》一书在宋代鲜为人知。

　　今本《汗简》分上、中、下三卷，卷各分为二，末有“略叙目录”，所以或称《汗简》三卷（如《四库总目提要》、《辞海》），或称七卷（如《宋史·艺文志》）。郭忠恕名此书为“汗简”取典於古人所谓“杀青书简”，说明书中所收“古文”乃古人用以书简的文字。《汗简》正编前的《引用书目録》列书达七十一种，如《古文尚书》、《古月令》、《义云切韵》、《卫宏字说》等。所引之书大多已散亡，现仅存《说文》、《石经》和《碧落文》三种。据清人郑珍研究，七十一种引书中，有的书是异名重出，但正编引用过的书有的却失载於《目录》，《目录》列书与正编引书略有出入。《汗简》所收古文，大致出自《说文》和《石经》，值得注意的是，《汗简》所引用的《说文》与今天所见的大徐本、小徐本《说文》并不全同，所引用的《石经》与《隶续》所收《正始石经》残字也有差异。

　　郭氏在卷首小引中自述编书体例及释文原则是：

　　諮询鸿硕，假借字书，时或採掇，俄成卷轴。乃以《尚书》为始，《石经》、《说文》次之，后人缀辑者殿末焉。遂依许氏各分部类，不相间杂，易於检讨，遂题出处，用以甄别，仍於本字下直作字样之释，不为隶古，取其便识。

　　体例基本模仿《说文》，“始一终亥”，各分部类。正编收字先列出一个点画两端尖锐的古文，然后注上释文及出处，间或有在释文与出处之中注明反切的（如“”字）。释文不作隶定，因此所写的楷体字样常常不是所释古文的本字，而是所释古文的通假字、今字或异体字，如：

　　簋。郭显卿《字指》。

　　“簋”是所列古文的释文，“《字指》”是此古文的出处。此古文从木、九声，当隶定为“朹”，郭忠恕为了“取其便识”而省去了“隶古”这一步骤，而直接以“簋”字作释文。

　　《汗简》一书歷来不受人重视，吾邱衍《学古编》中曾批评据《汗简》作成的夏竦《古文四声韵》说：“所载字，多云某人集字，初无出处，不可遽信，且又不与三代款识相合，不若勿用。”这正是宋以来学者轻视《汗简》的代表性看法，即因为《汗简》所收古文出处不明，与铜器铭文不合，所以认为不可信。至清代汉学復兴，阎若璩考订《古文尚书》乃偽书，所谓“古文”更是启人疑宝，加上《说文》地位日高，《汗简》的地位就更为低下。至今有关《汗简》研究的专著，只有一部，就是清人郑珍的《汗简笺正》。但郑珍研究此书的目的是攻难，是为了证明《汗简》“不可遽信”、“不若勿用”。他认为《汗简》所收的《说文》、《石经》以外的古文，大都是炫入耳目的妄託。但是近年来有关战国文字的考古资料如铜器、简帛、璽印、货币等大量出土，发现《汗简》所收古文每与战国文字相合或相似，《汗简》所收古文的字形对考释战国文字常有启示，因此《汗简》正越来越受到文字研究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