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鐘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宋薛尚功撰。宋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刻石，元以后，石刻散佚，现仅存宋拓本残叶。木刻本有明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万岳山人硃印本、崇禎六年（一六三三）朱谋垔校刊本、清嘉庆二年（一七九七）阮元刻本、嘉庆十二年（一八〇七）平津馆临宋写本、繆荃孙藏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陆桐亮据汲古阁本抄校本。其中以朱谋璽刻本为最佳，有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影印本；繆氏藏本则有辽瀋书社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薛尚功，字用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绍兴年间（一二二一——一一六二）以通直郎僉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嗜古好奇，深通篆籀之学。《歷代鐘鼎器款识法帖》（以下简称《法帖》）之外，还著有《重广鐘鼎篆韵》七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今不传。

　　《法帖》一书，据南宋曾宏父《石刻铺叙》谓，乃“绍兴十四年甲子六月，郡守林师说为鐫置公库，石以片计者二十有四”。可知初为石刻本，故有“法帖”之名。又因后世通行者乃木刻本，遂简称《歷代鐘鼎彝器款识》。

　　《法帖》问世於金石之学大盛的宋代，是一部研究鐘鼎铭文的著作。此书据鐘鼎原器款识，依样摹为，有释文，有考说，对原器的出土地点和收藏也多有记载，如卷九《周器款识》有“图宝鼎”二，除摹勒、释文之外，又考说云：“二铭一同得於安陆之孝感。上一字乃‘十有三月’合成一字；不显其名，而曰‘用吉金自作宝鼎’者，乃周之君自作此鼎而用之耳。”

　　宋代集录彝器款识以此书为富，全书凡録夏器二、商器二百零九、周器二百五十三、秦器五、汉器四十三，共五百十一器。《郡斋读书志》称其详备，洵不虚也。其主要依据为吕大临《考古图》和王黼《宣和博古图》，但并不以二书为限。查检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得《法帖》所录溢出二书之外者，计一百卅一器。为二书及《金石录》、《东观餘论》、《广川书跋》、《啸堂集古录》、《续考古图》、《绍兴内府古器评》、《復斋鐘鼎款识》等宋代金石名著均未收者，则有九十六器。二者分别佔总数四分之一强、五分之一弱，仅此一端，即可见《法帖》的价值。

　　薛书对铭文的考释，“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刊误之功，非钞撮蹈袭者比也”（《四库提要》）。例如吕大临《考古图》释“蠆鼎”以为周景王十三年郑献公蠆立，此书独从《宣和博古图》，以为商鼎。此类例子尚多，其立说皆有依据。比之宋人同类著作，薛书对铭文的摹勒颇精，编次条理也井然有序。在吉金铭文研究的草创阶段，《法帖》的这些创获对古代金文的搜罗考释是有很大贡献的。

　　当然，其考释在古文字研究长足发展的今天看来，尚有紕谬可见，即以《四库提要》所谓“笺释名义，考据尤精”者为例，以《夔鼎》上一字为“夔”字，《父乙泓》末一字为“彝”字，《册命鼎》（《提要》误属《召夫泓》）释‘家刊”二字，説均未确。至於以《父甲鼎》“立戈”为“子”，则是以不误为误丁。此外，如所称夏器乃是吴、越之物，商器中有不少周器，周器中的石鼓文，近人考定当为秦器，“大夫始鼎”、“卦像卣”等乃是伪器。儘管如此，此书在中国古文字、古器物研究史上的地位是足可比肩宋代最重要的几种金石学著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