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近人董鲁安著。原名《修辞学讲义》，北平文化学社一九二六年出版，重版时更换今名。

　　董鲁安（一八九六——一九五三），又名璠，后更名於力。北京市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北京、天津等地高校任教二十多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修辞学、歷史及佛学等。著有诗文集《游击草》等。

　　此书由体性论、文格论、批评论三大部分组成，是我国现代最早的建立修辞学体系的专著之一。

　　作者在“导言”中论述了修辞学的定义、使命及其与文法学、论理学的关係等问题。认为“修辞学是用精审的方法、表示内心情思的一种技术”，它研究表述文章内容的选择和排列的法度和技巧。并认为修辞学的使命是使文章写得对和好，而写得好更为重要。

　　第一编体性论，主要论析文章中字、句、段、篇等组织的修辞。特点是继承了古代文章学的观点，也沿用和发展了一九一三年出版的王梦曾《中华中学文法要略·修辞编》的看法，建立了用字、用词、造句、成段、谋篇的修辞学体系。

　　第一章“选字”（“字”指单纯词）。论述“选字”的规则是：认定字义，适应读者，注意惯例，慎守格律。第二章“属词”（“词”指复合词、兼词或分句），论述主要成分和关节词的关係，附加成分和主语、述语、宾语的关係，情态词的用法。这两章讲各类词的用法，既涉及修辞问题，也与语法有关。

　　第三章“詮句”认为使用句子必须注意：一、与语法适合，二、完全而清楚，三、前后一贯，四、健劲有力，五、声韵和谐等。又分别论述句的匀称、句的组织、句的类别等问题。在“句的匀称”一节中强调“一句要包括一个主要的思想”，分句要“叙述综合思想”、分述“要注意共同关係”等原则。在“句的组织”一节中，论説造句的两个“义法”：第一，注意句子在上下文中的特殊地位，注意它的名称、起结及其停顿；第二，注意句与句之间“调谐一贯”。这样，就首先要“注意句首”，即造句时应将重要的意思安置在句首（或先在句首点出）；同时也要注意句尾，一个长句结尾的词语应当精确，最好表示一个重要特点等。另外还论述句与句之间的搭配、陪衬和联接。在“句的类别”一节中，分别述及短句、长句、顿句、散句、駢句的用法。在二十年代的修辞学专著中，如此细緻地分析用句，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章“编段”。探讨“怎样给在另换一个意思的时候，另分作一段”及“每段分开的文章，怎样才会使他们联读”。作者把“段”看作“全篇文章的雏形”，认为写作时必须认真对待，“尤须一丘一壑，小有洞天，才极文章的能事”。如此强调段在“字、词、句、段、篇”中的地位和作用，论理又十分清楚，这在当时的修辞书中很为少见。

　　第五章“全篇纲要”，强调写文章前列整篇纲要的重要，同时论述了“题旨”是“全篇的中心”，必须格外重视。第六章“缮辞”，论述了文章的蓄势、鎔裁、和谐、情彩等四种风格，它们具有遒健、峻整、嫻雅、生动等性质。在修辞学著作中详细论述以上四种风格，并能总结形成这四种风格的具体语言运用规律，这应该说是此书的一个特色。

　　本书第二编“文格论”与第三编“批评论”专论文体的类别、作法。第二编从文章的“说理、记事、抒情”三种功用论述到“论辨”、“疏证”、“叙记”、“描写”四种文体。第三编从另一角度，即把文章体制分为诗歌、散文两类。同时又指出戏曲兼有散文和诗歌的体裁，应另立一类。该编论述了这三种文体的性质、类别和作法。第二、三编不是此书的重点部分，其中有些论点也可以商榷。

　　此书的主要贡献除了建立用词造句编段谋篇的修辞学体系外，尚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该书问世之前，我国修辞学界只研究古代汉语修辞。修辞学专著不仅全用文言文写作，且连例句也全从古汉语著作中选用。运用半文半白的语言进行詮释，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修辞学界流行“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的偏见。董氏此书，詮释概用语体，不取奇辞奥义，行文全用浅近的白话文；所收例句古今并蓄，既收文言文例句，也引用了不少白话文例句；詮释与例句一律使用新式标点。研究白话文修辞，作者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

　　第二，此书在现代修辞学史上最早论及修辞和“题旨”的关係，提出了“全篇各段，每段各节”必须“前后一贯，语不离宗”的观点。这个“宗”，就是“题旨”。他主张必须“抱定题旨立论”，认为“题旨”也就是“古文家所说的眼目”，乃是“全篇的中心”，是“牵一髮而动全身”的问题，千万轻视不得。除了强调整篇文章要首先重视“题旨”之外，他还最早提出段的“题旨”和句子必须围绕一个中心的观点，这是对修辞和题旨关係论述的进一步发挥。这些理论除了在修辞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之外，也为实用修辞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助於指导人们的閲读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