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论》，二卷。东汉徐干著。写于建安（一九六——二一七）年间。通行本有：明万曆程氏《汉魏丛书》本、胡刻《两京遗编》本、清乾隆时刻本、《四库全书》本、清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小万卷楼丛书》本、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湖北崇文书局《子书百家》本、一九一九年上海扫叶山房《百子全书》本、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等。

　　徐干（一七一——二一七），字伟长，北海剧（今山东昌乐）人，「建安七子」之一。受家教熏陶，自幼即诵书数十万言，弱冠博览传记，操翰成章，约建安元年《一九六）任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椽属、五官将文学，从戎征行五六载，以疾辞归。其性轻官忽禄，不耽世荣，辞官后潜身穷巷，教授门徒。其教人善诱，对来学者「无不容而见之，厉以声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论，知可以道长者，则微而诱之，令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阴行，其所匡济亦已多矣。」（《中论原序》）著作尚有《周易徐氏义》、《徐伟长集》，生平《中论原序》载之较详，又见《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先贤行状》。

　　《中论》是徐干的学术论著，分上下二卷二十篇。卷上：治学、法象、修本、虚道、贵验、贵言、艺纪、覈辨、智行、爵禄；卷下：考僞、谴交、曆数、论寿夭、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赏罚、民数。有汉末佚名序和宋曾巩序。其中有关教育的，有《治学》、《修本》、《贵验》、《智行》、《谴交》、《贵言》等篇。

　　《治学》与荀子《劝学》、王符《讚学》类似，意在劝人爲学。该篇一开始就指出，昔之君子爲什么能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呢？其原因就在于学习。学习能调理人的精神、思想、情感、个性。更重要的是，人靠学以啓蒙：「民之初载，其矇未知，譬如寳在于玄室，有所求而不见；白日照焉，则群物斯辨矣。学者，心之白日也。」人靠学以悟：「夫独思则滞而不通，独爲则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贤者不能学于远乃学于近，故以圣人爲师。」徐干与王充、王符一样，否定生而知之，强调学而知之：「非惟贤者学于圣人，圣人亦相因而学也，孔子因于文武，文武因于成汤，成汤因于夏后，夏后因于尧舜，故六籍者群圣相因之书也。」徐干还指出，爲学应不怕困难，不作空想，踏实前进：「倦立而思远，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矫首而狥飞，不如循雌之必获也；孤居而愿智，不如务学之必达也。」爲学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君子之于学也，其不懈犹上天之动，犹日月之行，终身亹亹，没而后已。」爲此，必须坚定志向，志乃学之师：「故虽有其才而无其志亦不能兴其功也。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最后他指出，爲学以大义爲先，名物爲后。大义即「道」，名物即「器械」、「诂训」等。他批评鄙儒详于名物而忽大义，摘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结果「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他认爲，要懂大义就必须择师就学。

　　《修本》、《贵验》阐述作者严于律已、从自身做起的道德修养论。《修本》从本末论的角度来説明律己的重要性：「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则异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谓之务本，用乎人者谓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务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废而雠多。」他用孔子制《春秋》，详内而略外，急己而宽人的例子，説明君子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批评一些人「见人而不自见」、「闻人而不自闻」、「虑人而不自虑」是「矇」、「聩」、「瞀」；指出「明莫大乎自见，聪莫大乎自闻，睿莫大乎自虑：此三者举之甚轻、行之甚迩，而莫之知也」。自见、自闻、自虑是最容易的事，但人们却不易做到。人之大惑就在于见人不见己，捨近求远。自身与自己家是最近的，也是修德的主要对象。所以説，修德并非如「採金攻玉之涉历艰难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竞逐嚣烦也」，只要能从自身、自家做起就行。这就阐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原则。他还説，道德修养是个长期的过程，批评小人「朝爲善而夕求其成」，强调要坚持下去，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自律。世有治乱，治世行善获福，行恶得祸，乱世则行善不得福，行恶不得祸，但他相信，乱世是「变数」，是暂时现象，强调智者不以变数疑常道，应该自强自重。《贵验》则从「事莫贵乎有验，言莫弃乎无徵」説起，説明人要被人信任，就要「微言而笃行」。修德必须长期积累：「染不积则人不观其色，行不积则人不信其事。」《贵验》还提出怨己而不怨人、以人爲鉴、闻过即改、慎于择友等修养方法。

　　《智行》阐述作者的德智观。与以往许多儒士不同，徐干认爲德与智两者中，智更爲重要。这种重智观点反映了汉末动荡时代人才观的变化。他説：「或问曰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对曰：其明哲乎。」重智是因爲智有用于世：「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是故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于世矣。」他反对重德轻智的传统观念，以历史上「徐偃王知修仁义而不知用武，终以亡国；鲁隐公怀让心而不知佞僞，终以致杀；宋襄公守节而不知权，终以见执」等事例，有力地説明，空谈道德之有害于身、无益于世。尤其是在社会剧烈变化时期，更需要有随机应变的智谋，「禳祸于忽杪，求福于未萌，见变事则达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徐干推崇管仲等虽德行有疵，但能建功立业的人，但也不笼统肯定有才智而行不善者，指出应看其才与不善的比重如何。如果是「愆过多、才智少，作乱有馀而立功不足」者，则是不可取的。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人才仍然是德才兼备者：「夫君子仁以博爱，义以除恶，信以立情，礼以自节，聪以自察，明以观色，谋以行权，智以辨物，岂可无一哉，谓夫多少之间耳。」

　　《谴交》批评当时不务道艺，专事拜师交友、互相提携的不良学风。指出汉末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重虚名而不察实，造成士子不治德行，汲汲皇皇奔走于权门，「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书」。其拜师并非爲谋道讲德，只爲求势逐利，故「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结果「爲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徐干感叹道：「嗟乎，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

　　《贵言》论教学的语言艺术，是作者执教的经验总结。徐干提出：「君子必贵其言，贵其言则尊其身，尊其身则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从而把重视教学语言作爲教师重道立教的先决条件。他还説，君子之言要足以达意，恰到好处。君子与人「语大本之源、谈性义之极」，必须先考察对象：「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视其鋭气，察其堕衰，然后唱焉以观其和，导焉以观其随」；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方诱导和教育：「阅张以致之，因来以进之，审谕以明之，杂称以广之，立准以正之，疏烦以理之。」教育应掌握分寸，使人自得：「疾而勿迫，徐而勿失，杂而勿结，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最后，作者把君子导人比作大禹治水：「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导人。导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势。」。

　　《中论》在当时及后世有一定的影响。魏文帝曾称其辞文典雅，足传于世，可爲一家之言，可见是书在当时是受推崇的。又因是书从本末、名实、才德等方面来探讨学术，故对魏晋玄学也有所啓迪。

　　有关的研究资料，有明归有光《中论辑评》一卷、清陈鱣《中论二卷附札记二卷逸文一卷》、清王仁俊《中论佚文》一卷、清俞樾《读中论》一卷、《中论平议补录》、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二卷、骆建中著：《徐干中论研究》，附《中论》版本考辨，录自南宋至清《中论》版本二十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