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亦称《贾谊新书》、《贾子新书》、《贾谊》、《贾子》、《金门子》。十卷。西汉贾谊撰。通行有南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程漕使本《贾子》、明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沉颉本《新书》、明正德九年（一五一四）陆良弼本、明万曆间程荣《汉魏丛书》本、清乾隆间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及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一九七六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校点本《贾谊集》等。

　　贾谊（前二〇〇——前一六八），河南洛阳人。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善文章，爲郡人称誉。李斯弟子河南郡守吴公闻之，召置门下，甚幸爱。又曾从荀子弟子秦博士张苍学《左氏春秋》。文帝时爲博士，一年内超迁至太中大夫。在政治教育等方面多有建言。文帝拟任以公卿之位，但遭周勃、灌婴、张相如等大臣反对，后被疏远，贬爲长沙王太傅。四年后，被召回京城，任梁怀王（文帝少子）太傅；在此期间，曾多次上疏言时政，终未见用，后梁怀王不慎坠马而亡，贾谊自伤没有尽到大傅的职责，忧鬱而死，年仅三十三岁。所著《新书》、奏疏、赋等，今编入《贾谊集》。《史记》、《汉书》有传。

　　《新书》是一部政论性著作，其中关涉教育的篇目主要有《过秦》、《傅职》、《保傅》、《容经》、《劝学》、《道德説》、《大政》、《修政语》、《胎教》等。

　　贾谊通过对秦统一中国的成功经验和二世而亡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提出守天下与取天下应採用不同的策略，他説：「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过秦中》）。他强调守天下必须推行仁义和德政，因此要重视教育。

　　贾谊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认爲「民者，万世之本也」，「国以民爲本，君以民爲本，吏以民爲本。」（《大政》）指出国家的存亡，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民衆的支持，「自古至于今，与民爲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同上》）在此基础上，贾谊进而强调以礼义治国和施行教化的作用。他説：「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礼》）贾谊主张礼治，但并不排斥法制。认爲礼与法各有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治安策》）但在贾谊看来，礼比法更重要，「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同上》），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要断絶民衆犯上作乱的思想根源则必须依靠教化，「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同上》）。

　　贾谊，从理论上发展了陆贾的教化思想，他把教化看作政治的根本，「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大政下》）

　　贾谊认爲官吏是推行教化的骨干，「民之不善，失之者吏也；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民之治乱在于吏」。故君主应注意选拔好官吏，「吏之不善，君之过也」。（《大政》）反对任用「刀笔之吏」、「俗吏」，又提出求士之道在于「敬士」，「夫士者，弗敬则弗至」，「待士而以敬，则士必居矣」，指出「简泄不可以得士」，「欲以简泄得士，辟其犹以弧憷鸟，虽久弗得矣」。（《同上》）

　　贾谊站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立场上，认爲君主应爲吏民之表率。他説：「君能爲善，则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则民必能爲善矣。」（《大政》）由是指出君主必须力学尚道，「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鋭然独先，达乎道理矣。」（《先醒》）断言贤君而有师者可以成王业；中等君主而有师者可以成霸业；下等君主而无师者，则天下必亡。贾谊很重视君主的胎教和早期教育。认爲君主的贤明决于后天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故重视对太子的胎教，他主张王后怀孕七月要居于蒌室，由太师、太宰、太卜诸官侍于左右以使王后所闻皆爲礼乐之声，所饮皆爲正味之食，并要求王后「立后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駡。」（《胎教》）在贾谊看来，王后孕期的娱乐饮食，言行举止都要合于礼教。太子出生后，应及时进行早期教育。他继承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思想，认爲「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保其身体；周公爲太傅，傅之德义；太公爲太师，道之教训。置少保、少傅、少师以爲三公之副职。「故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并指出这样做的教育效果：「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保傅》）

　　贾谊説：「人主太浅则知暗，太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败，其伤必至。故师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齐，适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容经》）认爲教学进度的快慢、份量的多寡要适合太子的发展水平，要注意趁其「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保傅》）。

　　贾谊还强调「先王爲天下设教」，认爲德有道、德、性、神、明、命六理，内度成业爲「六法」，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加之乐则爲「六行」，从「六法」向「六行」转化需经一个学习过程，并非自然而成，「人虽有六行，微细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训；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爲大义，谓之六艺，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六术》）他认爲仁义道德内在于人，但一般人难以自见，故先王编纂六经以教化之，「德之理尽施于人，其在人也，内在难见，是以先王举德之颂而爲辞语，以明其理，陈之天下，令人观焉，垂之后世，辩议以审察之，以转相告。是故弟子随师而问，博学以达其知，而明其辞以立其诚，故曰：“博学辨议，爲此辞者也。」（《道德説》）

　　贾谊认识到人的品质才智各有等差，「凡人者，若贱若贵，若幼若老，闻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闻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则谓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则谓之贤人矣，行者恶则谓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则谓之智矣，言者不善则谓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修政语下》）但他不同意人的天赋有本质差异，认爲「圣人」与「凡人」具有相同的本性，「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与我同性。」（《劝学》）又指出人之所以会有善恶智愚之别是与环境对人的教育影响分不开的，犹如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连语》）。贾谊相信通过学习可以消除品质才智上的差异，他认爲六经是人们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不可忽缺的学习内容。《书》是「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诗》是「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易》是「察人之循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其吉凶」；《春秋》是「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爲来事师法」；《礼》是「体德之理而爲之节文，成人事」。《乐》是「《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合则欢然大乐矣」（《道德説》）。贾谊以德爲主旨，揭橥各经与德的关係，对后来汉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文教政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新书》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爲五十八篇，今存五十六篇，《问孝》、《礼容语上》二篇有目无文。

　　关于《新书》的作者问题，宋代以来有不同意见。陈振孙説：「今书首载《过秦论》，末爲《吊湘赋》，馀皆录《汉书》语，且略节谊本传于第十一卷。其《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也。」（《直斋书录解题》）卢文弨説：「《新书》非贾生所自爲也。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书贾谊新书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书不全真，亦不全僞。」姚鼐説：「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僞爲者耳。」（《辨贾谊新书》）冯友兰説：「现在的《贾谊新书》大半是从《汉书》割裂下来的，不一定是原来的五十八篇，但还是研究贾谊思想的主要材料。」（《中国哲学史新编》）

　　有关研究《新书》教育思想的著作有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二卷有关章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