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十卷。西汉韩婴撰。主要版本有：元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刻本、明嘉靖沉辨之野竹斋本、清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武进赵怀玉刻本、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盱眙吴棠望三益斋本、一九一七年商务印书馆本以及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韩诗外传集释》等。

　　韩婴，燕人（郡治在今北京市）。其生卒年已无法确考，根据他的活动情况，可推测其大致生于汉惠帝（前一九四年即位）初年，卒于董仲舒去世（前一〇四）前若干年。汉文帝时被立爲博士，景帝时爲常山太傅，一生的主要活动爲教学和著书立説。他在燕赵等地传授《诗》和《易》，「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发展爲「韩诗」学派。据《汉书·艺文志》载，韩婴的著作有：《韩诗》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説》四十一卷。此外，十三家《易》中有《易传韩氏》二篇。今存《韩诗外传》比较完整，有人认爲是《韩内传》与《韩外传》的合编本（杨树达：《汉书窥管·艺文志》），其馀仅有辑本。其生平见《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

　　《韩诗外传》在著述体例上，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著述引诗的传统，往往是先讲一个故事，或发一段议论，然后引《诗》句作爲论断。由此对《诗经》的解説未必符合其本义。作者的目的在于依傍《诗经》，陈述古人之佳言美行，借以发表自己对社会人事的看法。书中的教育思想可归纳爲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教化的社会政治作用。作爲汉初儒家学者，韩婴特别重视以礼乐爲主要内容的封建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反对片面强调刑罚的非人道的霸道政治。和汉初其他儒家人物一样，韩婴在教与刑的关係上反覆强调：爲了保证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必须採用文武并用，德化与刑罚并重，先教化而后刑罚的政治方针。韩婴并不主张纯任德教，而是主张王道与霸道并用。《韩诗》中法家思想也佔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韩婴看来，人民是一种可畏可惧，应该好好驾驭的力量。《韩诗》一再把礼比作辔衔，把刑比作鞭策，认爲「御民之道」和御马一样，礼刑同是治国必须採用的手段，不可偏废（卷二第十一章）。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突出了道德教化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主导地位和长远价值。他向往孟轲勾划的井田、宗法制王道理想，对当时沿袭秦制而来的「什伍连坐制」表示强烈的不满：「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举，使构造怨仇，而民相残。」（卷四第十三章）希望着重用教育（「政教」、「礼教」、「法教」）的方法来改革弊俗，稳定社会。儘管其中渗透了法的精神，但德治教化无疑是其社会政治思想的主导性范畴。

　　沿着孔子「富然后教」的思想路綫，韩婴把教民建立在养民的基础上。他认爲教化百姓并非难事，但必须以解决百姓的温饱爲前提，「夫百姓内不乏食，外不患寒，则可教御以礼义矣」（卷五第二十三章）；在基本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道德是缺乏基础的，「夫饥渴苦血气，寒暑动饥肤，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不除，未可教谕也。四体不掩，则鲜仁人；五藏空虚，则无立士。」（卷三第三十八章）推行教化的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求各级统治者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发挥爲民作则的榜样作用。根据儒家仁智统一，忠恕一贯的思想学説，要推行礼乐教化，统治者必须自己先修明礼乐，端正自己，否则无以正人治民。韩婴引孔子的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卷六第二十四章）强调「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卷五第二十八章）。他认爲实施教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各种政治措施和活动都应具有教化的意义，「学校庠序以立教，事先养孤以化民，升贤赏功以劝善，惩奸黜失以丑恶」（卷八第十一章），举凡封国、爵禄、朝觐、丧祭、刑政、巡狩等等，都应赋予教化的内涵。

　　二、成人必须由学。韩婴关于人性论的观点本质上继承了孟轲的「善端」説。他认爲：「民非无仁义根于心者也，王政憷迫而不得见，忧鬱而不得出。」（卷五第三十章）「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君子。」（卷五第十七章）每个人都有爲善的资质，但这种可能性毕竟不是现实性，不受教治学，人不可能成爲有德性的君子，原有的「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也会失去。「安旧移质，习惯易性」，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达到个体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夫习之于人微而著，深而固，是畅于筋骨，贞于胶漆。是以君子务爲学也。」（卷四第二十六章）还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安身立命的角度提示了学习的重要意义。书中记载了大量诸子百家关于立身行事的箴言，以及天子、诸侯不学，无以保社稷，士、庶人不学，无以自尊成名的历史事实；他深切地感到在变动不居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只有「学」才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韩婴引用孔子的话説：「可以与人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卷六第十五章）作爲经学教育家，韩婴把修明礼乐看成是出仕从政的预备，但是否所有专心务学者都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志，他表示怀疑。对于自身的进退，他表达了与先秦儒家相同的态度：「夫学者非爲通也，爲穷而不困，忧而志不衰，先知祸福之始终，而心无惑焉。……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卷七第六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学而不止，阖棺乃止。」（卷八第二十三章）

　　三、诚于中而形于外、慎言重行的道德修养论。对于理想人格的修养，首先强调「由内及外」，「有诸中而形诸外」的原则。认爲人的德性既然根源于人心固有的「仁义礼智顺善之心」，德性涵养的基本要求就应该是由内及外，由培养心中的「诚」德开始，到进一步培养外在的容貌态度、善言懿行。把具有坚定的超越功利的道德信念看成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体现。内心有善，是道德的前提，也是修养的重点。爲此，书中一再重提孟轲等人的「尽心致志」的养心理论：「学问之道无他焉，求其放心而已」（卷四第二十七章）；「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则独居而乐，德充而形」（卷一第二十四章）。在处理各种人伦关係上，特别注意一个「诚」字，如交友应当是「相观而志合，必由其中」（卷五第十八章），反对「内疏而外亲」。又认爲仅仅有关于道德的知识，而没有成爲内在的信念和志向，并不能达到德性坚定。韩婴的道德教育思想也不专注于内心的省悟，他对外在的行爲训练也很注意。指出「气志」、「容色」、「声音」、「言语」、「行事」等方面是人格修养所不可忽视的，「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则民之目悦矣；言语逊，应对给，则民之耳悦矣；就仁去不仁，则民之心悦矣。」（卷一第二十四章）这在很大程度上含有美育成份的德育主张，是与其教育目标相联繫的。既然育是要培养德才兼备，能从政治民的君子，那麽在以礼治国的封建时代，就必须让受教育者接受贵族化的礼仪，成爲文质彬彬的「君子」。

　　韩婴重视将道德修养落实在道德实践上。他説：「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卷一第九章）。又发挥荀况的思想説：「君子之闻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义，出之而逊，故人无不虚心而听也。小人之闻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饱食而呕之，其不惟肌肤无益，而于志亦戾矣。」（卷九第十四章）又説：「谨身事一言，愈于终身之诵。」（卷九第二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