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亦称《陆子》、《陆子新语》、《云阳子》。二卷。西汉陆贾撰。成于汉高祖时。通行有明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李廷梧刻本、明万曆十九年（一五九一）范大冲刻乃父范钦订本、万曆年间程荣刻《汉魏丛书》本、清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浮溪精舍刻宋凤翔校本、一九一七年龙溪精舍刻唐晏校注本、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王利器校注本等。

　　陆贾（约前二四〇——前一七〇），楚人。曾问学浮丘伯，爲荀子二传弟子。目睹秦吞六国，楚亡入秦，秦亡又投奔刘邦，参与楚汉之争，对西汉的统一事业有很大贡献，是刘邦的重要谋臣之一。刘邦称帝后拜太中大夫。吕后执政，陆贾自度不能争，病免家居。吕后亡后，爲陈平诛诸吕献计，与诸公卿策立高祖之子刘恒爲帝。刘恒即位，陆贾复任太中大夫。他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説客，曾劝服武关守将归顺，劝服项羽放还刘邦之父与妻，先后两次劝服南越赵佗臣奉汉廷。著作除《新语》外，尚有《楚汉春秋》（辑本）、赋三篇和《陆贾兵法》均佚。《史记》与《汉书》有传。

　　陆贾的思想儒道杂糅，但基本归儒。他经常在刘邦前称道《诗》、《书》，刘邦説：「迺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并以秦朝速亡爲例强调取天下与守天下应採不同的策略。刘邦自识见短，因命他撰文论「秦所以失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十二篇：道基、术事、辅政、无爲、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它的主旨在于总结秦朝速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论述历代成败之道，爲汉初统治者如何治国安民作理论上的探讨。全书涉及的教育问题也是围绕这一主旨。

　　陆贾认爲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乃举措暴衆而用刑太极故也」（《无爲》），使人人自危，不堪忍受，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使陆贾认识到：「夫欲富国强威，闢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至德》），因此要求汉初统治者採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轻薄赋。并反对统治者从事工商诸业，与民争利，称「治国治衆者不可以图利，治産业则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怀虑》）「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鷄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至德》），这样的社会理想，要使百姓服从统治，陆贾认爲除了省刑和减轻赋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对百姓进行教化。他説：「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教化使然也」，「曾闵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无爲》）。又説，教化可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道基》），达到「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至德》），即无爲而治的目的。

　　陆贾并不反对刑治，他把「立狱治罪，悬赏设罚」视爲「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清佚乱」（《道基》）的必要手段。但指出刑法的作用只能诛恶，而不足以劝善，认爲要使百姓明德行善，在思想上不起犯法的念头，就必须依靠教化。

　　陆贾教化理论的总纲是「国以道德爲上，行以仁义爲本」（《本行》）。他站在性善论的立场上，强调人心都是向善的，「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不法圣道而爲贤者也。」（《思务》）但他又説：「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恶之爲恶；莫不知学问之有益于己、怠戏无益于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胜其志也。」（《资质》）因此，陆贾极力提倡学习，认爲学习可使仁义道德入于人心，可使民心自然向善，「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道基》），「盖力学而诵《诗》、《书》，凡人所能爲也；若移江河、动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调心在己，背恶向善，不贪于财，不苟于利，分财取宽，服事取劳，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岂有难哉？」（《慎微》）他强调学习要以「法圣人」爲宗旨，主张学者「口诵圣人之言，身学圣人之行，久而不弊，劳而不废」（《思务》），反对学者「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怀虑》）。

　　陆贾从教民的角度考察，认爲社会历史经历了「先圣」、「中圣」、「后圣」三个发展阶级。在远古至禹的「先圣」阶段，神农教民食五穀，黄帝教民筑屋室，后稷教民闢土殖穀种桑麻、大禹治水、奚仲造车制舟、皋陶立狱制罪，教化主要是以适应社会生活和生産劳动的需要爲主，推行「人道」，使民「知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道基》）在夏、商和西周的「中圣」阶段，设辟雍庠序，建立社会等级秩序及相应的道德行爲规范，使人们各自遵守本份。春秋时期爲「后圣」阶段，此时教化的主要功绩即孔子定五经，明六艺。

　　关于《新语》的真僞问题，南宋黄震首先提出疑问，他説：「其文烦细，不类陆贾豪杰士所言」，「若贾本旨谓“天下可以马上得，不可以马上治”之意，十二篇咸无焉，则此书似非陆贾之本真也。」（《黄氏日抄》）卷五十六》）其后聚讼纷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爲《汉书》称司马迁取《新语》作《史记》，惟是书之文悉不见于《史记》；王充《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今本亦无其文；又《穀梁传》至汉武帝始出，而「道基」篇末却引《穀梁传》，其殆后人依託，非陆贾原本。又《玉海》称当时存世的《新语》只有《道基》、《术事》、《辅政》、《无爲》、《资贤（质）》、《至德》、《怀虑》七篇，后人或因不全而补缀五篇，以合本传旧目。近人孙次舟认爲《新语》之僞有四：「言文字，陆贾之时，无五经之称，一也。言文体，西汉之初，无此等对偶文，二也。言思想，《新语》本儒家书，而今本多道家説，三也。言旁证，刘向《七录》、班固《汉志》著录陆贾书，其篇数与隋唐志有异，四也。」（论陆贾〈新语〉的真僞》，载《古史辨》第六册）近人胡适、罗根泽等认爲《新语》不是僞作（见《古史辨》第四册，胡适《陆贾〈新语〉考》；罗根泽《陆贾〈新语〉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