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内篇》、《刘安子》。二十一卷。西汉刘安率门客汇撰。成书不迟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一三九）。通行本多爲汉高诱注本，主要有：北宋仁宗时刻《淮南鸿烈解》、明《正统道藏》本《淮南鸿烈解》、明万曆七年（一五七九）临川朱东光刻《中都四子集》本《淮南鸿烈解》、次年茅一桂九华山房刻《淮南鸿烈解》、清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武进庄氏刻《淮南子》、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淮南子》等。

　　刘安（前一七七——前一二二），京兆长安（今陝西西安市）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长子。厉王「自爲法令，拟于天子」，蓄谋反叛，被废流放，絶食自杀。后汉文帝三分刘长的旧封地，再封刘长的三个儿子，刘安得其一而爲淮南王。刘安「爲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聚集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説。建元二年，将所著《内书》（即流传至今的《淮南子》）二十一篇献给汉武帝，武帝十分珍爱。刘安一直存有反叛汉王朝的野心，景帝前元三年（前一五四）吴楚七国叛乱，他即欲起兵响应。七国乱后，依然广结宾客，刺探情报，蓄积力量，试图相机发动兵变。武帝元狩二年（前一二二），因谋反事败露自杀，国除爲九江郡。除《淮南子》外，所著《淮南外篇》、《淮南中篇》、《淮南王赋》、《淮南杂子星》、《庄子略要》、《庄子后解》等，均佚；另《淮南王万毕术》、《淮南枕中记》有辑本。事迹见《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传》。

　　《淮南子》是一部融冶诸子百家学説于一体的著作，但以道家的自然之道爲主綫，试图协调诸家观点。全书共二十一篇，依序爲：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览冥训、精神训、本经训、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汜论训、诠言训、兵略训、説山训、説林训、人间训、修务训、泰族训、要略。教育思想散见于诸篇中，尤以《修务训》的论述较爲集中，可归纳爲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人性之自然而教化。《淮南子》认爲人是自然物，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份；人性的内容就是其自然属性，是人的生命本能的自然存在。人生于天地宇宙间，是一个自然无爲的事实，并非任何主观的意志、目的使然。「性者，所受于天也」（《缪称训》）；「人性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原道训》）。人性，也就是人性自然的价值是最可宝贵的。人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保持清静恬愉的自然本色，不因爲社会人事的複杂矛盾，不因爲对功名事业的追求受到伤害。教育应建立在有利于人性的自然延伸和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批评以社会爲本位的儒家教育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乐」。并举例説明在儒家教育下，学生丧失自然本性的事实：顔回、子路、子夏、冉耕，都是孔子的高足弟子。然而顔回早死，子路在卫国被剁成肉酱，子夏双目失明，冉耕患恶疾。认爲这些都是孔子的教育「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的结果（《精神训》）。

　　从尊重人性自然价值的立场出发，揭露和批判礼法制度等对个性自由的禁锢，认爲「衰世凑学，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矫拂其情」，「目虽欲之，禁之以度；心虽乐之，节之以礼；……外束其形，内总其德；钳阴阳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终身爲悲人。」（《精神训》）

　　《淮南子》对礼法制度的批判并非是反人文主义的，而是建立在对现实文化礼乐的改良的基础上，它不满的是礼教的虚僞造作的一面。相反，对于那些合乎人性，能够引导、促进入的自然本性发展的文化礼乐建设及与其相应的教育则是充分肯定的。《淮南子》认爲，理想的政治是使人民在不失去社会约束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自然本色。「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击绊其足，以禁其动，而欲修身寿终，岂可得乎？」通过这一形象的比喻，也揭示出了教育既要适应一定的社会要求，又要顾及人自身的身心发展，做到社会性与个性相互结合、相互协调。

　　二、融入了儒家关于教育对社会政治、文化和个体发展作用的思想。《淮南子》成书于汉初黄老无爲政治趋向退位，「独尊儒术」政教原则正待确立的前夕。儒家的仁义礼治学説是仅次于老庄自然无爲哲学而作爲该书的思想基础的。《淮南子》揭示了人性与教育在个体发展中的关係。一方面，它强调人性作爲教育应该遵循的自然、本原的价值，认爲「无其性，不可教训」，「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泰族训》）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教育是引导、发展人性，使其社会人文化的一个必要手段：「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爲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泰族训》）

　　《淮南子》扬弃了老庄「絶学弃圣」的思想。它认爲现实教育确实有损害人性的一面，但如果以爲「学者之有过而非学者」，则是像因噎而「絶穀不食」，因跌跤而「辍足不行」一样的可笑。相反，如果根据人性的自然取向施加教育的力量，这不仅不是损害人性，恰好是扬人性之所长。寳剑在未经磨砺之前是迟钝的，明镜在未抛光之前也是昏暗照不见容貌；但一经砥砺和抛光之后，情况就完全改观了。「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修务训》）

　　《淮南子》还从人性差异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学习的必要性。《修务训》説：「知（智）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意即通过教育可以弥补人的先天不足；不经过教育，再好的天赋也会失去。《淮南子》接受了当时普遍流行的性三品説。但认爲即使有像尧舜文王那样「不待学问而合于道」的上等之性和像丹朱、商均那样的「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的下等之性，也不能抹杀教育的作用；人群中佔大多数的是那些「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的中等之性，「此教训之所谕也」。爲了进一步説明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还提出了这样的设问：「今使人生于辟陋之国，长于穷檐漏室之下，长无兄弟，少无父母，目未尝见礼节，耳未尝闻先古，独守专室而门不出，使其性虽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

　　就社会作用方面，《淮南子》主要从教育的文化和政治功能进行了论述。认爲人类文化是人类共同活动的成果，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文化的交流传播使个体的文化创造活动成爲社会整体的活动。「万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各悉其知，贵其所欲达，遂爲天下备」。没有教育就不能使个人的智慧成果社会化。如果説文化的积累是通过知识的社会化来实现，那麽要使文化具有历史的生命力，成爲不同时代人们共同拥有的财富，则更离不开教育。「当世之人，无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贤之道者何？教顺续施，而知能流通。」（《修务训》）

　　和儒家一样，《淮南子》肯定教育的化民成俗的作用。认爲应选举贤明之士「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建立起一套层次分明的官僚队伍，同时也是教化队伍。认爲这样的官僚兼教化队伍「其于化民矣，若风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淮南子》吸取了儒家德治爲主，法治爲辅的思想原则，并给予论证：「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泰族训》）

　　儘管《淮南子》和汉代儒家同样表达了对社会道德和教育作用的肯定，但两者思想的逻辑结构却大相径庭。《淮南子》由对人性自然价值的强调进而将人性上升爲仁义礼乐等社会伦理规范的本体，视仁义礼乐爲人性自然的心理要求。它説：「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可治也。……入学庠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泰族训》）而汉代儒家明确将仁义礼乐作爲外在于人的社会行爲规范。如董仲舒説：「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汉书·董仲舒传》）社会性的伦理道德几乎成了人性的对立物。

　　三、注重隐性因素和情感力量的教育方法。作爲儒道思想的综合体现，在教育方法上，《淮南子》反对以具体的、人爲规定的道德和知识标准去硬性要求受教育者，希望通过创造适当的环境、情景，让受教育者在其熏陶下不知不觉地接近道德和知识的理想标准，力求使教育、教学因素成爲一种受教育者不易察觉而又深受其影响的力量。

　　老子曾提出「圣人处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淮南子》在演述老子这一思想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淮南子》论述「不言之教」，在于建立一种教育的整体环境，这种环境越接近自然越理想，受教育者在这样的环境中轻松无所拘束地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淮南子》反对以具体的行爲准则去规范人们的行爲，认爲「若欲规之，乃欲离之；若欲饰之，乃是贼之」（《主术训》）。其「不言之教」是一种具有隐性教育力量的既成环境、传统和风尚。但有时候，这种「不言之教」又表现爲身教意义的人格感化，「民之化也，不从其言而从其行」（《主术训》）。《淮南子》认爲情感较认知是人性中更贴近自然的因素，是人们接受仁、义、礼、乐教化的心理依据。情感是不同个体之间最能相互感染并産生共鸣的心理因素，它是超越功利得失的。一旦对目标的要求成爲情感的一部份，与情感成爲一体，就会变得执着而不捨。《缪称训》説：「慈父之爱子，非爲报也，不可内解于心。圣人之养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同样，一个乐于学习的人就永远不会放弃学习。因此强调教育必须建立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情感的沟通上。认爲缺乏情感交流与共鸣的道德説教是苍白无力的，「盖情甚乎叫呼也」。成功的教育应是情理交融的教育，「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指出了情感因素在教育中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跨越认知阶段直接沟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心灵，从而爲道德认知打下基础：「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情也。」认定真正能够深入人心、取得良好效果的教育应是发自心灵深处、触动人们情感的教育，而不是言不由衷的枯燥説教。「谕乎人心，非从外入，自中出者也。」《淮南子》十分重视能够引发情感、陶冶情操的艺术教育，尤其是乐教形式，认爲「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哀乐」（《主术训》）。

　　《淮南子》成书于汉初政治环境较爲宽松、文化思想还处于多元化的时期，採取「多爲之辞，博爲之説」，「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要略》）的写作原则，加之全书由衆人汇撰而成，使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老庄自然哲学和儒家仁义学説是其基本思想来源，因此教育思想上儒道互补的特点较爲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