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集》，又称《龙川文集》，三十九卷。南宋陈亮著。初由陈亮之子陈沆编爲四十卷本《龙川文集》，叶适爲序，约刊行于嘉定七年(一二一四)，至明中叶该本已极爲罕见。明成化年间(一四六五——一四八七)，、水康人朱润和汪海就所见残本，重编爲三十卷本刊行。通行本除明成化刻外，还有万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聚星堂刻本、崇祯六年(一六三三)邹质士刻本、清乾隆三十年《四库全书》本、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胡凤丹退补斋《金华丛书》本、一九七四年中华书局本等。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在明成化本的基础上，又依据南宋刻本《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和《永乐大典》残卷等书作了校订和增补，出版了三十九卷《陈亮集》增订本。

　　陈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字同甫，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出身寒庶，年轻时喜谈兵事，才气超迈，尝考论古人用兵方略，著成《酌古论》，借古喻今，抒发抗金雪耻的赤子爱国之心。乾道五年(一一六九)，至临安，上《中兴五论》，提出抗金拒和的具体主张。因得不到朝廷採纳，遂返故乡，建「保社」，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逐渐形成以经世致用爲学术旨趣的实学教育思想，「学者多归之」(《宋史·陈亮传》)。淳熙五年(一一七八)，陈亮又多次上书，再论抗金主张，并对空谈性命之学的理学提出公开批评。此后，因遭人暗算，两次下狱。他与朱熹常有书信往来，就天理人欲、王霸义利、醇儒成人等问题展开论辩。绍熙四年(一一九三)，五十一岁中进士第一名，授佥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次年，未及上任而卒。其生平事迹见《宋史·陈亮传》等。

　　《陈亮集》是陈亮著述的汇集，包括疏、论、表、书、策、啓、记、序、跋、铭、诗、词等内容、重要教育篇目有：《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六经发题》、《问人才》、《问学校之法》、《答朱元晦秘书》、《与应仲实》等。

　　与朱、陆二学不同，陈亮教育思想是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之上。他反对程朱理学所建构的「理」本体论，认爲根本不存在所谓超然物外的精神本体「道」或「理」，强调「道」和「理」只能在客观事物中去寻找。他説：「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卷二十七《与应仲实》)又説：「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卷九《勉强行道大有功》)由于在理论上肯定了「道」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其爲学路径就不可能是空谈性命天道之学，而是牢牢地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具象世界，主张通过教育以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满足社会发展变革的客观需要。他説：「今日之迫亦甚矣，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养之不于平时，而仓卒欲望其用，岂不难哉?」(卷十三《问人才》)强调国家的中兴与教育有直接关係，他説：「唐宪宗时最号多士，更任选用，各有成功，中兴非一士之力也。」(卷十二《问老成新进之士》)爲了中兴南宋，深望朝廷能尊师重教，「尽收天下之人材，长短大小，各见诸用」(卷十一《廷对》)。

　　面对南宋所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陈亮主张其所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文武兼备、才德双行、博学多能之士。他对宋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颇不以爲然，自称「独好伯王大略」，提倡「文武合一」的爲学之道。认爲「文武之道一也，后世始歧而爲二：文士专铅椠，武夫事剑楯。彼此相笑，求以相胜。天下无事则文士胜，有事则武夫胜。各有所长，时有所用，岂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卷五《酌古论序》)主张通过培养文武之士，以实现其抗金复国的宏伟志向。他説：“今世之儒士，自以爲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臣之雠而方低头拱手而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强调「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以当度外之用也」；「人才有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同上)。批评「以醇儒自律」的理学家不过是一些自命不凡而无真才实学的道学先生，并对道学持养工夫给予辛辣的讽刺，称：「研究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爲功，以涵养爲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认爲理学道德性命之学只是养成了一大批「端懿静深、徐行缓步」的书呆子，而尽废文章行义、政事书判、艺能实务，于国于民有害无利。他説：「自道德性命之説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託于其间，以端慤静深爲体，以徐行缓步爲用，务爲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尽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爲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卷二十四《送吴允成运干序》)

　　在天理人欲、王霸义利等重要论题上，陈亮和朱熹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鸣。他驳斥了理学家尊王贱霸、漠视功利之説，认爲其所谓三代专行王道天理、汉唐专行霸道利欲之説纯是门户之见，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説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长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上，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充分肯定汉唐帝王「洪大开廓」的事功精神，指出「后世英雄豪杰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时闭眼胡做，遂爲圣门之罪人，及其开眼运用，无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赖以撑拄，人物赖以生育。」(卷二十八《又乙巳秋书》)主张将道义与功利结合起来，培养「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的事功经世人才。他説：「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爲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气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发其所能，守规矩准绳而不能有一毫走作，传先民之説而后学有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门而谓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尽于此。」(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认爲「成人之道」非是以「醇儒」自律，而是「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者。」(同上)

　　与事功实学精神相一致，陈亮认爲施教内容应广泛涉及经、史、百家以至于一艺一能之学。他重视对儒家经书学习，但并没有像理学家那样把经书当作「天理」的体现，奉爲不变的万世教条；而是把它视爲历史文献，注重其史鉴功能。他説：「上古之初，不可详已，著其变之大者，《易》所载十三卦圣人是也。至于《书》，断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爲百篇。……周封二王之后，使各修先代之礼物，庶几后世有考焉，夫岂知其至此极哉!于是始定《周礼》，又删取周家之《诗》以具其兴亡，而列国之风化繫焉。……《春秋》，事几之衡石，世变之砥柱也。」(卷十六《三国纪年·序》)认爲经书并没有谈论什麽超然物外的「天理」，而是记载上古帝王日常治国行事及其经验。强调学习经书必须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结合起来，做到融会贯通、知情活用。他举《尚书》例子説：「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习，因时之宜，外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今载之《书》是也。」(卷十《六经发题·书》)除经书外，陈亮颇重历史研究，擅长历史名物考订，所撰《酌古论》、《三国纪年》、《史传》、《中兴五论》等都是从考订历史入手，继而与现实政治改革结合起来，酌古以御今，体现了事功学派独特的治学风格。他还主张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和艺能之学，自称是「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卷二十八《又四辰秋书》)其爲学施教逾越了儒家经典范围，呈现出兼容并蓄的学术特色。

　　在教育方法上，陈亮反对空谈心性，重视耳目见闻，主张「因事作则」，要求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考察研究而揭示其中所蕴藏的规律和法则。他也重视读书，但认爲读书贵在学以致用，要求将历史典章制度和现实社会状况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批评理学家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强调道义与功利的结合，实施「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他还提倡怀疑精神，重视学术创发，不畏流俗，崇尚大智大勇，追求能「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理想人格。

　　陈亮作爲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在世时即受到朱熹的严厉批评。朱熹説：「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説萧何张良，只説王猛；不説孔孟，只説文中子，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又説：「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家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同上)至明末清初，事功学派的实学教育精神爲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顔元等人所继承和发扬，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和教育文化産生过积极影响。

　　有关《陈亮集》的研究著作有：邓广铭《陈龙川文集版本考》、章柳泉《南宋事功学派及其教育思想》、沉灌群、毛礼鋭《中国教育家评传》中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