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公文集》，又称《晦庵集》、《朱子大全》。一百卷，又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南宋朱熹著，朱熹季子朱在编定，后人又有所增补，故不同刻本的正、续、别集卷数略异。主要版本有：明嘉靖胡岳刻本、清康熙二十七年蔡方炳刻本、清乾隆三十年《四库全书》本等。其中胡刻本较爲完备，《四部丛刊》据此本影印，收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早年博涉儒、佛、道诸学，曾问学于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和程颐三传弟子李侗，受李侗影响最深。绍兴十八年中进士，授泉州同安主薄。常选秀民充弟子员，讲授修己治人之説。同安四年任满后，朱熹有很长时期中絶仕途，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先后建立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聚徒授学，并撰写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説解》、《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著作，奠定了理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淳熙二年(一一七五)，与陆九渊、陆九龄、吕祖谦等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爲学之方」的学术辩论，史称「鹅湖之会」。淳熙五年(一一七八)，朱熹第二次出任地方官，先后受任知南康军、知漳州、知潭州等职。在南康军，重修白鹿洞书院，厘订《白鹿洞书院学规》(又称《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漳州，重视学校建设，热衷社会教育，首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集注》。在潭州，兴复岳麓书院，并亲爲教席。宋宁宗即位(一一九五)，被召爲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因统治阶层内部斗争，仅四十天即被罢免。其后，回福建建阳，在考亭建立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晚年，被诬爲「僞学逆党」，抑鬱而死。朱熹一生从政仅七年，馀皆献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説，集宋代理学之大集，精心构建了以「穷天理，灭人欲」爲主旨的理学教育学派，世称「程朱学派」。其著作除《朱文公文集》外，还有《四书集注》、《小学》、《近思录》、《童蒙须知》、《资治通鉴》、《朱子语类》等。生平事迹详见黄勉斋《朱子行状》、王懋竑《朱子年谱》、《宋史·道学传》、《宋元学案·晦庵学案》。

　　《朱文公文集》是朱熹诗文、信札、杂著等的汇集。其中论及教育思想者主要见于一些信札和杂著中，重要篇目有：《大学章句序》、《题小学》、《学校贡举私议》、《白鹿洞书院学规》、《经筵讲义》、《衡阳石鼓书院记》等。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天理」学説，强调从理本体论的高度来统摄和沟通心性教育问题，自觉完成了程朱学派教育哲学的理论建构。断言未有天地之先就已经有了「理」的存在，视「理」爲宇宙万物産生的根源。称：「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爲三纲，其纪之爲五常。」(《读大纪》)将「三纲五常」上升至「天理」的高度，并通过其「天理流行」的理论，沟通天理与心性的关係。他説：「盖人之性皆出于天，而天之气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义礼智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答方宾王》)强调人性和人心不可能只禀承天理之正而不受形气之私的影响，指出：「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答严时亨》)认爲现实人性实际上是天地之性(或称本源之性)和气质之性(或称气禀之性)的有机统一体，气质之性的清浊厚薄必然影响着天地之性的明暗差异。同样，现实人心也因爲先天地受到形气的影响，而在理论上被划分成人心与道心，认爲发自「性命之正」的知觉爲「道心」，发自「形气之私」的知觉爲「人心」。认爲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复性」和「尽心」，即变化气质之性以复本源之性，并使人心听命于道心。他説：「古人圣王设爲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岁而入于大学，以有以考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经筵讲义》)又説：「“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尽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尽心与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学者初用力处。尽心则穷理至廓然贯通之谓。所谓知性即穷理之事也。须是穷理方能知性，性之尽则能尽其心矣。」(《答林德久》)要求通过后天教育和自身修养功夫来恢复纲常伦理，并期望人们对纲常伦理的认识逐渐达到自觉自愿。

　　与理本体论的教育哲学相适应，朱熹提出了以「穷天理，灭人欲」爲旨归的教育纲领，批评追名逐利的功利教育，重建儒学「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他认爲，变化气禀之偏和救正人心之私，説到底就是要消弥物欲和人欲的影响，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指出学校不以道德爲重而以科举干禄爲急，是一种忘本逐末的功利教育，认爲这是造成太学「但爲声利之所」、师生「漠然如行路之人」的重要原因。他説：「古先圣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道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盖决然矣。」(《癸未垂拱奏札》)又説：「熹窃观古圣贤所以教人爲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欲其务记览爲词章，以钧声名利禄而已。」(《白鹿洞书院学规》)要求通过纲常伦理教育，再建儒家以「仁」爲核心的人格风范。称「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对张载的《西铭》推崇备至。他説：「至于《西铭》之説，犹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论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古之君子惟其见得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其所爲，以至于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国爲一人而非意之也。」(《答陆子美》)要求培养既有「仁」者品质，又善于维护宗法封建统治的卫道士。宣扬「孔顔乐处」，主张通过「博文」、「约礼」的爲学和修养实践，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反对逃名遁世的佛学人生观，提倡积极有爲的人生态度和达观向上的处世精神。批评刻意求名的科举功利之学，但认爲学成而后入仕化民、传道美俗，正是「内圣外王」之学所提倡的人生正道。

　　朱熹还提出了博大精深的理性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下学上达」论。他批评佛学之弊是否定现实人伦，蹈入虚无空寂之境。强调理学教育的立论根本是承认并极度关怀现实世界的人伦价值，认爲通过一系列严格的「下学」功夫，方能逐渐「上达」到对人伦天理的自觉贯通和自愿奉行。他从「天理流行」的理论出发，论述「天下之物无一物不具夫理，是圣门之学，下学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知，不离乎日用事物之间，别其是非，审其可否，由是精义入神以致其用。」(《答江元适》)指出从日用格物至致知贯通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求学者通过爲学和修养两方面的「铢积寸累」，并时常对照圣贤教诲进行切己体察和主敬涵养，「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认定主敬涵养爲「下学之本」，称：「自昔圣贤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悌忠信庄敬持养爲下学之本；而后博观衆理，近思密察，因践履之实以致其知。」(《答林谦之》)朱熹还特别注意主敬涵养与穷理致知交相互发，他説：「非稍有所知，无以致涵养之功；非深有所存，无以尽义理之奥。正当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答游诚之》)又説：「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程氏遗书后序》强调通过一系列「下学」功夫，包括格物穷理、主敬涵养以及穷理主敬交相互发的修炼功夫，才有可能逐渐上达于对封建纲常伦理自觉自愿的境界，做到「知精本固」、「德盛仁熟」，以区别于蒙昧主义的佛学思想。他説：「圣门之学，下学而上达，至于穷神知化亦不过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和释氏理须顿悟不假渐修之云，则是上达而下学也，其与圣学亦不同矣。」(《答廖子晦》)

　　关于教育阶段和教材编写问题，朱熹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主张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心理特点和思维发展水平，把受教育过程划分爲十五岁以前的小学阶段和十五岁以后的大学阶段。认爲在「小学」阶段应该结合儿童天性活泼的特点，积极开展生动形象的教育活动，如「诵诗读书，咏歌舞蹈」，使儿童在不知不觉中领会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习与知长，化与心成。」(《题小学》)大学则是小学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在「小学已成之功」的基础上，达于致知穷理的境地。与教育阶段划分相适应，朱熹认爲编写教材也须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他在编写《小学》时，就特别强调把儿童「喜讽咏，易入心」的诗歌和格言编入书中，指出「奥涩难读，恐非啓蒙之具。」(《答刘子澄》)至于《四书集注》，朱熹则偏重于义理阐发以适合「大人之学」。从爲学路径而言，他也主张先易后难地渐次展开，由《童蒙须知》、《小学》入手，而后《近思录》、《四书集注》、《五经》，熟读经书之后再兼及史传和百家诸学。

　　朱熹在长期教学过程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法和读书法，特别是他的读书法被门人归结爲六条——「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广爲流传。

　　朱熹在世时，其学术未能得到官方承认，并于垂暮之年被韩胄等诬爲欺世盗名的「僞学」。朱熹思想被逐渐抬高是在他死后不久，经朱门弟子魏了翁、真德秀等人的大力提倡，宋理宗公开表赞爲孔孟道统正学，遂成爲官方御用学説。他所编定的《小学》、《近思录》、《四书集注》等成爲后代学校的基本教材，特别是《四书集注》成爲科举考试的钦定标准，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教育文化事业産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研究《朱文公文集》中的教育思想的著作有：毛礼鋭、沉灌群《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家评传》，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邱椿《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论丛》、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黄书光《理学教育思想与中国文化》中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