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集》，四十五卷。南宋叶适著。包括《水心文集》二十九卷和《水心别集》十六卷。最初由叶适弟子赵汝譡按年编次刊行，至明朝已成残本。明正统间，赣人黎谅汇集诸种残本，重新编次爲二十九卷，即是现在《水心文集》的最早版本。《水心别集》不知爲何人最初刊行，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别集》十六卷」。清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李春龢依据其师孙衣言所藏写本重刊《水心别集》十六卷，较好地保存了宋刻本的原貌。主要版本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和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点校本。

　　叶适(一一五〇——一二二三)，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出身寒门，勤勉好学。淳熙五年(一一七八)进士。授平江节度推官，因服母丧，改任武昌节度判官。后迁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士多从之游」(《宋史·叶适传》)。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因参知政事龚茂良推荐，召爲大学正，并任太学博士。尝上书宋孝宗皇帝，批评朝廷「屈意求和」的政策，倡言政治和教育改革，所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同上)逢朱熹受林栗所劾，爲之上书辩诬。绍熙元年(一一九〇)始，历任秘郎、知蕲州、尚书左选郎官、国子司业、太府卿等职。庆元元年(一一九五)，因曾爲朱熹辩诬而于此时被劾罢官。庆元四年(一一九八)亦被列名「僞学党籍」。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党禁解除，复官爲兵部侍郎、工部侍郎、吏部侍郎，这期间因边防告急，一度出任建康府知府兼沿江制置使，并收复了部份失地。开禧三年(一二〇七)，遭主和派弹劾，再次罢官。回到故乡水心村，专心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达十六年之久，提出了与理学、心学相异的实学教育思想，世称「永嘉学派」，与陈亮「永康学派」合称「事功学派」。著作除《叶适集》外，还有《习学记言》。生平事迹详见《宋史·叶适传》等。

　　《叶适集》爲叶适诗文、杂著等的汇编，由《水心文集》和《水心别集》两部份构成。《水心文集》类目有：奏札(卷一)，状表(卷二)，奏议(卷二至卷五)，古诗(卷六至卷八)，记(卷九至卷十一)，序(卷十二)，墓志铭(卷十三至二十五)，行状、谥议、铭、青词、疏义(合爲卷二十六)，书、啓(合爲卷二十七)，祭文(卷二十八)，杂著(卷二十九)，另附「补遗」。《水心别集》类目有：进卷(卷一至卷八)，廷对(卷九)，外稿(卷十至卷十五)，总论(卷十六)。有关叶适教育思想主要在进卷、奏表、杂著、记等部份，重要教育篇目有：《赠薛子长》、《学校》、《士学》、《科举》、《经总制钱》、《宜兴县修学记》、《温州新修学记》等。

　　与朱学「理本论」和陆学「心本论」不同，叶适把教育理论置于朴素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之上。否认有所谓超然物外的道或理之存在，他説：「其道在于器数，基通变在于事物。」(《水心别集》)卷五《进卷·总义》强调「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水心文集》卷二十九《题姚令威西溪集》)公开批评理学家的先验道德论，称「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水心别集》卷七《进卷·大学》)要求爲学不能离物而空论，「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其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物之至我，其缓急不相应者，吾格之不诚也。」(同上)认爲离开具体事物而专以心性爲宗，必然流于虚意而无实功。由于注意到客观外物与主体感官认知的有机结合，其教育思想显示出颇具特色的事功实学精神。

　　作爲实学教育家，叶适首重教育的社会政治功用，强调通过教育培养事功人才，以满足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他説：「欲占国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复合爲验。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预卜天命，最爲长久。……盖人材合一之时，和平极盛之治。」(《水心文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札子》)认爲人才的获得必须依靠教育，指出：「古者将欲取士而用之，则必先养之。」(《水心别集》卷三《士学下》)但人才能否爲社会所用，则须视人才教育是否满足了社会变革发展的客观需要。鉴于当时南宋处于「微弱、分裂、仇耻、弊坏」之际，叶适认爲教育应培养能够振衰起弊的文武兼备之治术人才。他説：「古之号爲贤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国之意。……盖当微弱之时，则必思强大；当分裂之时，则必思混併；当仇耻之时，则必思报复；当弊坏之时，则必思振起；当中国全盛之时，则必思维持保守；当夷狄宾服之时，则必思兼爱休息。先视其时之所当尚而择其术之所当出，不可错施而杂用也。」(《水心别集》卷十五《应诏条奏六事》)严峻的社会现实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就不能不顺应之，叶适举抗金雪耻之例，説：「图此大事，莫先人材。」(《水心文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札子二》)至论及「士俗日以颓败，官无素望，人无定品，诸路无平时之帅，群僚无充事之员」(《水心别集》卷十五《应诏条奏六事》)，更感事功实学人才的匮乏。他批评理学家拱手谈「天人性命」，比之诗赋更爲无用，「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爲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反甚于词赋。」(《水心别集》卷三《士学下》)认爲图具德名而无办事能力的官吏只是「尸位素餐」，力图将道德教育与事功实学结合，以培养德才兼备的实学之士。称：「读书不知按统绪，虽多无益也；爲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水心别集》卷二十九《赠薛子长》)

　　从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实学培养目标出发，叶适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内容构想，认爲应囊括经书、史学及诸子百家。与理学家崇经、尊经的心态不同，叶适强调讲习儒经重在经世致用，视经书爲历史文献，意图从经书中吸收教益，以爲建功立业的借鉴，「盖经所以载治，而非所以爲治也。」(《水心别集》卷五《进卷·总义》)关于《易》，他认爲《易》载录了圣人总结的治世原则，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他説：「《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圣人有以用天下之道而名之爲《易》，……故夫圣人推爲仁义礼乐，制爲生杀赏罚，作爲宫室器用，第爲尊卑名品，文字以通其心意，权度以一其偏私，举皆之于《易》；而文王、孔子立忧患之世，有以见天下之情而惧其不能知，则又重以示其变，繫之以存乎辞，而《易》之书备矣。」(《水心别集》卷五《进卷·易》)关于《书》，叶适称其备载唐、虞、三代之治，他説：「昔者孔子序《书》，录上古之帝王，于其兴事造业，布政出令经理天下之际，始于受禅，终于征伐，已略尽矣。」(《进卷·书》)关于《诗》，叶适説：「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进卷·诗》)要求通过习《诗》，了解周代的盛衰历史以及政教民风，「故夫学者于周之治，有以考见其次第，虽远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诗》也。」(同上)关于《春秋》，叶适至爲推崇，称：「《春秋》者，道之极也，圣人之终身也。……《春秋》之所爲作者，所以治夫仁义、礼乐、是非、赏罚之所不能治者也。」(《进卷·春秋》)关于《周礼》，他説：「盖《周礼》六卿之书，言周公之爲用，其于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补上世之未备而后之爲不可复者，其先后可见，其本来可言也。」(《进卷·周礼》)叶适着重指出，学习经书必须因时变革，结合今时的现实，「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进卷·总义》)要求「修身以应变，酌古以御今」，「故法存于心，巧形于物，器成而天下利，未尽待其法而尽用其巧者也。」(《进卷·周礼》)

　　除经书内容外，叶适十分重视对历史名物制度及诸子百家之学的学习和研究。其《进卷》所论，广泛涉及了纲纪、治势、国本、武事、法度、财用、军旅、经制、官法、士学、学校、科举、铨选、资格、赋税、役法等方面，所有这些都是酌古御今的重要文献。他説：「盖考古虽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水心别集》卷十一《外稿·财总论一》)认爲离开对历史源流的学习和对诸子百家的研究，就谈不上学术功底的扎实厚重，他説：「将深于学，必测之古，证之今，上该知世，旁括百家，异流殊方，如出一贯，而枝叶爲之轻而本根重矣。」(《水心文集》卷十一《宜兴县修学记》)至于经、史关係问题，叶适认爲二者不可偏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

　　在治学方法上，叶适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他十分重视人的感官认知，批评理学家专事心性空谈而尽废耳目见闻，称「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谓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达爲学，而见闻几废，爲其不能畜德也。」(《水心文集》卷二十九《题周子实所录》)他还认爲应该把耳目见闻与理智心思结合起来，做到学习过程的「内外交相成」。在治学风格上，他注重师友切磋，反对人云亦云，提倡独立思考和大胆创新，常常是「左袒非朱，右袒非陆」，使事功学派与朱、陆二学卓然鼎立。

　　叶适作爲南宋事功学的的代表派人物之一，其学在世时即受到朱、陆及其门人严厉攻讦，致使事功学派未得充分发展。但其以经世致用爲旨归的教育精神成了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先导，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教育産生过积极影响。

　　有关《叶适集》的研究著作有：章柳泉《南宋事功学派及其教育思想》，沉灌群、毛礼鋭《中国教育家评传》中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