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南宋朱熹语录。南宋黎靖德根据宋嘉定八年(一二一五)李道传于池州所刊《朱子语录》、嘉熙二年(一二三八)李性传于饶州所刊《朱子语续录》、淳熙九年(一二四九)蔡抗于饶州所刊《朱子语后录》、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黄士毅于眉州所刊《朱子语类》、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王佖于徽州所刊《朱子语续类》、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吴坚于建州所刊《朱子语别录》等六种刊本，删繁补遗，相互参校，考定正误，重新分门编类，于咸淳六年(一二七〇)出版。常见版本除宋咸淳六年始刊本外，还有明成化九年(一四七三)陈炜刻本、清康熙间吕留良刻本、光绪间贺麟瑞刻本(即刘氏传经堂本)和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朱熹生平事迹见「朱文公文集」条。

　　《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弟子们讲学问答的语录汇编。分理气、鬼神、性理、论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书、诗、孝经、春秋、礼、乐、孔孟周程张邵诸子、吕伯恭、陈君举、陆氏、老氏、释氏、本朝、历代、战国汉唐诸子、杂类、论文等二十六门，内客涉及哲学、教育、史学、文学、科学等领域。其中论及教育思想者主要在理气、性理、论学诸门，以及朱熹对儒家经书所进行的义理阐发部份，他对宋代学人和释老思想的评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教育思想的某些特色。

　　朱熹首重教育的理论基础，创立了以「理」爲本体的心性教育哲学。认爲「理」是万物産生的最初本源，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理气上》)对儒学的纲常伦理进行重新论证，并把它上升至「天理」，强调「仁是天理，公是天理」；「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卷六《性理三》)指出以「三纲五常」爲核心的纲常伦理具有、水恒不变的价值，「且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理气上》)

　　从理本论出发，朱熹继而探讨了「天理」与「心性」的相互沟通以及教育的功能问题。认爲天下万物无不禀「理」而生，也无不受到宇宙间「二气交感」的影响，指出「人物之生，天赋之以此理，未尝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卷四《性理一》)，「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同上)强调从本源上讲，每一个人都禀承着「天地之性」，「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同上)但由于每一个人「气质之禀有清浊厚薄」的不同，「气质之性」颇显差异。朱熹强调，爲学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变化气禀或气质之性，使之恢复至本源的「义理之性」或「天地之性」。他説：「人之爲学，却是要变化气禀，然极难变化」；「若功夫未到，则气质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则气质岂得不听命于义理。」(同上)又説：「大抵爲己之学，于他人无一毫干预。圣贤千言万语，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卷八《学二》)朱熹还认爲心之本体亦未尝不善，但受到气禀、物欲的影响而表现出人心与道心的差异，爲学和教育的功用即是去恶扬善，使人心听命于道心。他説：「心是动底物事，自然有善恶。且如恻隐是善也，见孺子入井而无恻隐之心，便是恶矣。离着善，便是恶。然心之本体未尝不善，又却不可説恶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麽做出来?古人学问便要穷理、知至，直是下工夫消磨去，善自然渐次可复。」卷五(《性理二》)

　　与心性学説相适应，朱熹提出了「穷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纲领。他説：「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习天理，方始是学。」(《学七》)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彰明或恢复心性的本源之善；也只有「复尽天理」，才能最大限度地证明纲常伦理的教育价值。他认爲：「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説孝弟忠信日常行底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自著。」(《学二》)又説：「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对顔渊曰：“克已复礼爲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皆是定本(同上)。他认爲，实施这些纲常伦理教育必须从小开始，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心理和思维特点，划分不同的教育阶段。称：「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卷七《学一》)他认爲，小学与大学虽分属于不同的教育阶段，但所学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和连贯的。「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古人于小学存养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些精采。」(同上)就学习内容而言，朱熹爲小学阶段编写了易于开蒙的理学教材《小学》、《童蒙须知》；至于大学阶段，他主张先攻《四书》，指出：「学问须以《大学》爲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卷十四《大学一》)然后研习《五经》，以及史传、诸子百家之学。

　　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其教育目的实际上都是爲了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和追求完善的精神境界。有鉴于此，朱熹又提出了相应的道德教育学説。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认爲道德修养离不开读书穷理，称「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卷九《学三》)又説：「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若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是不弟，交友不得不信。」(同上)但他又指出；读书穷理切忌博求外物而不知返，游骑而不知归，强调应及时返之于日用伦常的主敬涵养，进行实际的道德践履。他説：「学者吃紧是要理会这一个心，那纸上説底，全然靠不得」(卷九《学三》)；又説：「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要，末若行之之实。」(卷十三《学七》)要求将经书上所説的义理与自身的涵养力行工夫结合起来，认爲「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卷九《学七》)力图通过格物穷理与主敬涵养的交相互发，使受教育者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自愿地遵循封建纲常伦理准则。他还特别强调爲学修养都必须经过一番「铢积寸累」的细密工夫，「如穷格工夫，亦须铢积寸累，工夫到后，自然顷通。……能常常警觉，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卷九《学三》)提倡「下学上达」，反对禅学和陆学不假渐修的「顿悟」之学。

　　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还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法和读书法，特别是有关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语类》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记载。其门人所概括的「熟读精思」、「虚心涵养」、「循序渐进」、「居敬持志」、「切己体察」、「着紧用力」等六条「朱子读书法」，即本于朱熹平日的讲学记录。如朱熹説：「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卷十《学四》)「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必涵泳，切己体察。」(《学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