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古斋鐘鼎彝器款识》，十卷。清阮元编撰。有嘉庆九年（一八〇四）自刻本（后收入《文选楼丛书》）、光绪五年（一八七九）湖北崇文书局翻刻本、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常熟抱芳阁翻刻本（后收入《后知不足斋丛书》）、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作者生平见“经籍籑詁”条。

　　阮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拓释一铭，俯仰之间，輒心往於数千年前。他认为三代法物、商周文字之贵重，非定武片纸、世綵世函、麻沙宋板所能比；认为古器虽寿，然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后必不能久，不如摹勒其铭为书，使之永传不朽。所以他想编纂一书以续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识法帖》。其时，与他同好古文字的友人有江德量、朱为弼、孙星衍、赵秉冲等皆有藏器，各有拓本。他便把它们集在一起，加上自藏自拓的本子，经年累月，撰集成《积古斋鐘鼎彝器款识》一书。

　　此书是研究清代所见古铜器铭文的专著。有阮元自序和朱为弼后叙。又有《商周铜器说》两篇、《商周兵器说》一篇。《商周铜器说》上篇论古铜器铭文之足重与九经相同。欲观三代以上的道和器，九经之外，捨鐘鼎之属莫由得见。下篇论三代之时，鐘、鼎为最贵重之器，又列举周代以前对於器的记载，汉代至唐、宋对於器的发现。《商周兵器说》论古兵器短小，后世变得长大，乃不得不然之势，和度量衡相同。正文著録商器一百七十三件、周器二百七十三件、秦器五件、汉器九十二件、魏器三件、晋器四件，总共五百五十件。除摹其文字外，并加以考释。

　　此书的不足之处在於：一、商周之分，漫无标准。如董武鐘乃周器而入之商，木鼎乃商器而入之周。龙虎铜节乃周器而入之宋。二、真偽不辨。如嘉礼尊、甲午簋、天锡簋是宋政和年间所仿造的，却以为是周器。三、器名有误。如冘盉乃盘非盉，王长子鐘乃钟鈁之钟，非鐘磬之鐘。四、铭文摹写不准确。如宥父辛鼎从《寧寿鉴古》摹得，却误“”作“宥”。五、考释有误。如把曶鼎“匹马束丝”释作“所马龟丝”。

　　此书在古铜器铭文的研究方面，起了领导带头的作用。唐兰说自它刻入《皇清经解》以后，款识学盛行一时，成为汉学的一部分。胡朴安说以前研究金文学者，皆以此书为参考之本。

　　有关《积古斋鐘鼎彝器款识》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郑业斅《独笑斋金石文考》、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孙詒让《古籀拾遗》、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