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的“三书”说看起来体系比较严密，但是一些术语如“表意字”很容易与汉字的性质问题纠缠起来。说到底，“三书”是用来分析汉字结构的，之所以要提出“三书”，实际上是默认“六书”也是用来分析汉字结构的，因为“六书”中的某些“书”不适用于现代汉字结构分析，所以提出“三书”说来弥补传统“六书”的不足。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说：“在今天研究汉字，根本不用去管转注这个术语。不讲转注，完全能够把汉字的构造讲清楚。”说的就是这回事。

　　“三书”说是对“六书”说的否定，在“三书”说产生之前，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破除“六书”的观点。吕思勉著《字例略说》，指出：“‘六书’之说，许序以为出于周之保氏；后人因谓许氏字例之条，必传之自古，其实非也。‘六书’之说，唯见于班志、许序、及《周官·保氏》注引郑司农之说。学说不能突然而生，而既经发明，亦必有人祖述，吾国字书，自《籀篇》至《彦均》，均为四言或三七言韵语。以字形分别部居，实始于许。自周初至汉末，历史已逾千年；《周官》固战国时书，其距汉末，亦数百载；果使其时已有‘六书’之说，安得自许以前，迄无用其法著字书者？而班、郑、许三人而外，且迄无提及者乎？且‘六书’之说，岂可以教学童哉……若以‘六书’教学童，是犹今之教学童者，用字典分部之说也，有是理乎？又‘六书’之说，许似不甚明了。许说某字当属‘六书’之某，而其实不然。及依许说，则在‘六书’中无类可归者甚多。即如指事，许唯于上下二字下言之，仍不出《叙》所言之外。转注、假借，则全书不及……学问历时愈久，则研究愈深；研究愈深，则立说愈密。果使作《周官》之时，已有‘六书’之说，至许君时，研究者必已甚多。某字当属某书，当早有定论，安得茫昧如此乎？”吕思勉用大量篇幅批评传统“六书”产生的问题，进而倡导学界破除“六书”。较早响应吕思勉号召的是戴君仁，他著《中国文字构造论》一书。刘志成《中国文字学书目考录》对该书的简介和评价是：“书凡四章，第一章形表法，有实象形表法（日、月）、变象形表法（变易实象形表字之位置或增减其笔画如尸、母）、虚象形表法（象事物之泛状或人心想象之状，如八、乃）、借象形表法（大、交）、符号指表法（本、末）、合象形表法（果、牢）、重象形表法（林、晶）等七项。二章义表法，分三节：合体义表法（吠、孙、班）、重体义表法（磊、赫）、变体义表法（反、乏）。三章形义兼表法。四章取音法，论转注即形声字中声而兼意者，实文字孳生之大法。……此书论汉字结构，创造性地划为十四类，在中国文字学史上较早地否定‘六书’。摆脱六书束缚，为建立汉字结构理论系统作出了贡献。”

　　如果说戴君仁分为十四类是“十四书”说，那么除了上面已述的“三书”说，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四书”说、“五书”说、“七书”说、“八书”说等学说，简介如下。

　　2001年，张玉金出版《汉字学概论》。他把造字法与结构类型区分开，指出：“造字法是指使用字符构成新字的方法，而结构类型是指对文字静态的结构进行分析后归纳出的类别。”在结构类型上，把汉字分为意符字、音符字、意音字、意音记字、半记号字、记号字等六种；在造字法上，分为表义法、表音法、音义法、记号法等“四书”。

　　1988年，王元鹿出版《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一书，他把“六书”中的“转注”排除在造字法之外，实际上与李圃把“转注”排除在表词法之外有相似之处，与传统“四体二用”说亦有很大不同。

　　1989年，王凤阳出版《汉字学》一书，书中指出许书存在两大矛盾：①造字条例与字形分析的矛盾。条例为“六书”，字形分析只有“四书”。②“条”与“例”的矛盾，“条”是转注、假借，“例”是会意、形声。王凤阳的造字法实际有象物、象事、象意、标示、形声、会意、假借“七书”。

　　1985年，任学良出版《说文解字引论》一书，承袭传统把“六书”看成造字法的观念，又把“比喻造字法”、“综合造字法”一并纳人造字法系统，从而形成“八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