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体字的使用、流行给语言文字的学习和应用都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整理异体字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谈到异体字的产生，不少学者会说由于社会的分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使用不同的造字法等等。刘志基在《汉字体态论》中立足于汉字本身作出了如下分析

　　以字形来表达词或词素的意义，与以字形表达词的读音相比，其最大的差别之一便是可有较大的选择余地，或者说是随意性。具体来说，表音文字以有限的字母分别代表不同的音素，在记词时，则按词的读音将这种字母作一定的组合。这种组合，即字形设计，一般只有一种定式，因而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所以异体的产生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汉字的情况则全然不同，由其表义特征发轫，在造字表词的各个环节中都可有多种选择，试说其大要如下。

　　其一，字素的选择。所谓字素，是指汉字构形的基本结构成分，即形与音义相结合的最小造字单位，如“人”、“马”、“木”、“石”之类。字素虽然也可单独构成独体字，但更多却是充当合体字的构件。大体上说，汉字的字素，也就相当于拼音文字中的字母。然而，汉字字素的数量之多，却非一般拼音文字字母的数量所能企及。拼音文字的字母，通常只有几十个。如拉丁字母（为英、法、德等文种采用）26个，阿拉伯字母28个，希腊字母24个。而汉字的字素总数，虽然随时代演变而上下波动，但却总保持在三四百个之间。据统计，在已经考释的一千多个甲骨文字中，字素的总数为348个，秦汉时代汉字的字素总量为403个；近现代汉字字素数量则为323个。数量如此众多的字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在汉字的造字过程中，无论是表义的义符选择，还是表音的声符选择，都有相当大的余地。而以不同的选择构造汉字的字形，结果便是异体的产生。如“定”、“彳”都可表示行动，于是以“定”为义符的“遍”又可以“彳”为义符写作“编”；“匀”与“员”读音近似，于是它们便被不同的造字者选来用作同一个字的声符：“韵”字又写作“颟”；“亦”与”责”音近，“定”与“足”义通，于是“迹”又写作“碛”。

　　其二，字素拼合方式的选择。一般拼音文字以字母组合而成单词<字），只有左右横向拼合一种形式。而汉字合体字的字素拼合方式，据统计，则多达七种十四类：第一组为左右分置与上下叠置，第二组为竖式插入与横式插入，第三组为左下填人与右下填入，第四组为左上填人与右上填入，第五组为上部嵌入与下部嵌入，第六组为左部嵌入与右部嵌入，第七组为中间嵌入与中间穿合。很明显，如此多样的字素拼合方式，又为汉字的字形构造提供了选择的余地，而同一文字构形的不同选择也势必导致异体的产生。如“鹅”字异体可写作“鳙”（《说文》）、“凳”（《五经文字》）、“囊”（《康熙字典》）。其实这些字形皆取“鸟”、“我”两个字素，只是采用了不同的字素拼合方式，所以才构成异体。

　　其三，形义联系方式的选择。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以表意为其本质特征的汉字的造字，实质上不过是为其所记词的词义设计一个字形表现形式，即在字形与字义（本义）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而汉字的这种形义联系的具体形式，也是具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的。通过对这种形义联系的形式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汉字的字形设计，或者说造字意图与其本义的联系，从大处着眼，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两者完全契合的。如“人”字小篆作，为人的侧视形象，其造字意图与本义都指人这一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刃”小篆），以一指事符号指示刀的锋利部分，造字意图与本义皆为“刀口”；“射”金文作吞，以弓、矢、又（手）会意，造字意图与本义同为“射箭”。另外一类则是造字意图与本义并不完全契合，而只具有某种曲折的间接联系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以字形来表现字义难免会受到种种局限，有些意图是无法直接用字形毫不走样地表现出来的。因此，造字者只能以与此种意义并不完全契合，但却有某种联系的形象，诉诸人们的经验和联想来表现字义，与前者相比，这后一种情况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具体分析两者关系又有种种不同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