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十卷。清马建忠著。成书於一八九八年。有清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绍兴府学堂教科书版、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上海印书馆版、一九二九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版、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杨树达刊误本、一九五四年中华书局印行章锡琛校注本等。

　　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〇〇），字眉叔，江苏省丹徒县人，少好学，通经史。曾在法国人办的上海天主教教会学校学习，精法文、拉丁文。一八七五年被派往法国巴黎大学政治学院留学，同时兼任清驻法使馆翻译。毕业后回国，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府，多次上书言借款、造路、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材等，深得李鸿章赏识。一八八一年奉李氏之命，赴印度与英人议鸦片专售事。一八八二年与水师提督丁汝昌到朝鲜蒞盟，诱擒大院君，平定朝鲜政变。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北京，李鸿章率马建忠赶至上海，主持一切。是年八月中旬，俄国沙皇政府突然发来抗议电文，威胁将封锁吴淞港。电文长达七千餘字，由马建忠负责连夜译成，终因过度劳累，併发热症，於八月十四日过世。平生积极主张变法维新，认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为中国近代资產阶级改良主义的先行者。著作除《马氏文通》外，又有《东行三録》、《法国海军识要》、《适可斋记言》、《适可斋记行》等。《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有传。

　　马建忠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纷纷瓜分中国、广大人民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代，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开始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形成了一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潮。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同思想的有识之士，马建忠也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他对比了中国和西方的语文教学方法，认为“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后序），原因就在於西方教授语法，而中国没有语法著作。由於中国没有语法著作，所以“四千餘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也就无暇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西人相角逐之时，“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同上）。为了改变中国语文教学的落后面貌，使人民在年富力强之时就能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马氏乃积十餘年勤求探讨之功，写成了《马氏文通》书。

　　《马氏文通》全书共十卷，卷一是正名，卷二至卷六论实字，卷七至卷九论虚字，卷十论句读。书前有作者的《序》、《后序》和《例言》。从内容来说，“是书所论者三：首正名，次字类，次句读”。（例言）其中，正名是对於书中字、词、次、句、读等概念作出界说，以为全书论述的基础，所以此书实际上分成字类（词法）和句读（句法）两大部分。

　　此书的字就是词，字类就是词类。字分为两大类，即实字和虚字。作者指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卷一），可见作者是从意义角度区分词类的。实字又分五类，即名字、代字、动字、静字和状字。作者指出，“凡实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凡实字用以指名者曰代字”、“凡实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动字”、“凡实字以肖事物之形者曰静字”、“凡实字以貌动、静之容者曰状字”（同上），可见这五类实字大致相当於今天所说的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虚字又分四类，即介字、连字、助字、嘆字。作者指出，“凡虚字以联实字相关之义者曰介字”、“凡虚字用以为提承展转字句者统曰连字”、“凡虚字用以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凡虚字以呜人心中不平之声者曰嘆字”（同上），可见这四类虚字大致相当於今天所说的介词、连词、语气词和嘆词。

　　此书的句指句子，词指句子成分。词有七种，即起词、语词、止词、表词、司词、加词和转词。作者指出，“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凡以言起词所有之动、静者曰语词”、“凡名、代之字后乎外动而为其行所及者曰止词”（同上），可见起词、语词和止词相当於今天所说的主语、谓语和宾语。作者又指出，“惟静字为语词，则名曰表词”，“表词不用静字，而用名字、代字者，是亦用如静字”（同上），则表词相当於今天所说的形容词谓语和名词谓语。作者说，“凡名、代诸字为介字所司者，曰司词”（同上），“外动行之及於外者，不止一端，止词之外，更有因以转及别端者，为其所转及者曰转词”，“内动之行，虽不经达乎外，至其行之效有所于归者，则为转词”（卷四），则司词就是现在的介词宾语，转词相当与现在的间接宾语和动词涉及的某些状语和补语。在介词结构中，介词宾语对於介词来说是司词，对於动词来说则是转词。至於加词，则有两种：一、“介字与其司词，统曰加词”（卷二），这是指介词结构充当的状语或补语；二、“凡名、代、动、静诸字所指一，而无动字以为联属者，曰加词”（同上），这是指同位语。

　　此书的读是指主谓结构的词组和复句的分句，即所谓“凡有起、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卷一）；此书的顿是指句中的短暂停顿，所谓“凡句读中，字面少长，而辞气应少住者，曰顿。顿者，所以便诵读，於句读之义无涉也”（卷十）。根据“中国文字无变也”（卷七）的特点，本书又在字和词的相应关係上建立了位次理论。作者指出，“凡名、代诸字在句读中所序之位曰次”（卷一）。次有六种：一、“凡名、代诸字为句读之起词者，其所处位曰主次”；（同上）二、“凡名、代诸字为止词者，其所处位曰宾次”（同上）；三、“凡数名连用而意有偏正者，则正意位后，谓之正次”（同上）；四、“凡数名连用而意有偏正者，偏者居先，谓之偏次”（同上）；五和六、“凡名、代诸字，所指同而先后并置者，则先者曰前次，后者曰同次”（卷三）。由此可见，主次和宾次是一对概念，主次指主语位，宾次指宾语位；正次和偏次是一对概念，正次指偏正结构中的中心词，偏次指偏正结构中的前加修饰语；前次和同次则是同一概念的两个位次，包括表语、同位语等。这三对概念实际上包含两重含义，一指名、代诸字在句读中的句法关係，一指名、代诸字在句读中的前后位置，因此正次可以是主次或宾次，前次或同次可以是主次、宾次或偏次。

　　《马氏文通》的科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的语法体系十分完整而系统。它从词本位的理论出发，把汉语的词分为九个词类，这九个词类大体上是合理的，发展到现代语法学，也不过是把数词从静字（形容词）中分出来，另立一类量词，以及名词分出方位词、动词分出趋向动词等附类而已。它以起词和语词总括一切句子成分，认为其他句子成分都是分别属於起词和语词的，这种析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的层次性。它对各种语法结构和语法规律都作出了详尽而周密的描述。全书先讲词法，后讲句法，卷二讲名词和代词，卷三就讲位次，因为只有名词和代词才有位次现象，卷四讲动词，卷五就讲坐动和散动，因为坐动和散动是动词的运用。卷十讲句读，先从分析句和读的成分开始，分别讨论起词、语词、止词、转词、表词等，再进而论述顿、读和句，组织严密，次序井然。

　　其次，此书的价值还表现在，它在模仿西方语法和继承古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在收集分析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了汉语特有的许多语法规律。例如作者根据汉语的特点，首创划分出介词和助词这两个词类，他说：“泰西文字，若希腊、辣丁，於主、宾两次之外，更立四次，以尽实字相关之情变，故名一代诸字各变六次。中国文字无变也。乃以介字济其穷。”（卷七）汉语没有西方语言那种“格”的形态变化，而是用介词来表不“格”的变化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他所确立的五个介词，除“之”以外，其餘四个“於、以、与。为”，至今仍然是语法学界公认的介词。作者又说：“泰西文字，……凡一切动字之尾音，则随语气而为之变。……惟其动字之有变，故无助字一门。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卷九）拉丁语的语气是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达的，汉语的语气则是通过助字（语气词）来表达的。马氏所列举的助字“也、耳、矣、已、乎、哉、耶、歟”等，也至今为人们所沿用。又如作者在详细考察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了古代汉语的六种被动表示法：一、加“为……所”表示被动；二、加“为”表示被动；三、加“於”表示被动；四、加“见”表示被动；五、加“可”或“足”表示被动；六、外动词单用表示被动。（卷四）其中除五、六两种外，其餘四类都为后人所接受。

　　《马氏文通》的价值还在於书中收录了大量古汉语例句，总计大约有七千至八千句。对於这些例句，马氏的分析解释未必完全恰当，但他并不回避矛盾，而是把所有的现象都一一罗列出来，这就促进后人去思考，去解决，从而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例如他说：“‘吾’字，按古籍中用於主次、偏次者其常，至外动后之宾次，惟弗辞之句则间用焉，以其先乎动字也。若介字后宾次，用者仅矣”，而“‘我’、‘予’两字，凡次皆用焉”（卷二）。他的这些话引发了后人关於“吾”、“我”是不是上古汉语格的变化的许多讨论。

　　由此可见，《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科学的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正如梁启超所説：“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马氏文通》以前，中国没有语法学。虽然章句和句读之学在汉代就已经產生，但是当时的学者大都是从修辞上着眼，而不重视语法的分析。以后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虽然都专门讨论了虚词，但它们都是逐字为训，并没有构成语法体系，因而只能称为语法学的萌芽。马氏此书则完全突破了传统小学的框框，揭示了语言内部的语法构造，勾画了古汉语语法的轮廓，破除了“汉语无语法”的谬论。因此，《马氏文通》的诞生标誌着汉语的语法研究已经脱离了传统训詁学的范畴，而卓然成为一门独立的生气勃勃的学科。《马氏文通》问世以后，对於汉语语法学具有重大的影响，此后，无论是描写古汉语语法的《中等国文典》、《国文法草创》，还是描写现代汉语语法的《新著国语文法》、《国语文法概论》， 一直到现代的许多光辉著作，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马氏的语法体系而加以发展变化。八十多年来，我国语法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跟《马氏文通》的歷史功绩是分不开的。

　　不过，由於创业的艰难和歷史的局限，《马氏文通》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首先，由於此书出版於马氏逝世前两年，作者生前来不及对这部三十万言的巨著进行最后的校订，因而此书在术语、引例和解释等方面，都有许多前后不一致和分析欠准确的地方，从而引起后人的许多批评、指责和争论不休。例如此书前后共出现六个位次名称：主次、宾次、偏次、正次、前次、后次，但是马氏又云：“次者，名、代诸字於句读中应处之位也。次有四：曰主次，曰偏次，曰宾次，曰同次。”（卷三）没有提及正次和前次，那末此书究竟有几个位次，就成为后人的疑问之一。同时，作者在卷一中指出：“凡名、代诸字为句读之起词者，其所处位曰主次”，可见主次只限於起词；可是作者在卷三中又説：“凡句读中名、代诸字之为止词、起词者，皆为主次，已详於前”，则主次又出现於止词。对此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认为“止词”係“表词”之误，但也有人认为这裹的止词是指兼语而言。又如关於司词，马氏在卷一中指出：“凡名、代诸字为介字所司者，曰司词”，可见司词是对介字而言的；可是他在卷三中又提出了“象静后之司词”，认为《论语·为政》“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寡”是静字，“尤”和“悔”是其司词。可见这种司词并不指介词所司的成分，而是指补足静字之意的成分，相当於动字的止词或转词。因此这种司词跟介字后的司词实在是同名异实，不宜互相混淆的。

　　其次，此书往往从意义出发来研究语法。研究语法不能不顾意义，但是不能离开语言的组织功能来谈意义。例如马建忠根据有解、无解来区别实字和虚字，也就是根据意义上的差别来区分实字和虚字，他说：一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卷一）但是既然虚字是“无解”的，那末虚字又如何根据意义来进行再分类呢？马氏把意义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而且把词的词匯意义和结构意义这二者混同起来。当他说“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的时候，是根据词的词匯意义而言的，以孤立的字为对象，拿意义作标准，自然认为字有定类；可是他又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卷一）这时则是根据了词的结构意义，即当词进入句子以后，获得了不同的句法意义，所以又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了。马氏未能分清这两种意义，所以弄得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了。又如根据马氏关於次的定义，次是跟名、代诸字在句读中的位置有关，但马氏在对同次进行解说时，却说表词与起词所指同一，所以归入同次（卷三），这时他又根据意义来判断次了。事实上，从句中位置看，表词跟起词是根本不能同一的。

　　更为严重的是，在马建忠的眼光中，希腊语法也好，拉丁语法也好，汉语语法也好，“其大纲盖无不同”（后序），“各国皆有本国之葛朗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可”（例言），於是他就用西文“一定不易之律”，“以律夫吾经籍子史诸书”（后序）。因此，此书的理论依据是拉丁语语法，其语法体系是根据“西文已有之规矩”（后序）建立起来的。例如《孟子·公孙丑下》“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马氏以“孟子”为转词，“室”为止词，而《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穡”，马氏则以“民”和“稼穡”为两个止词。（卷四）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实际上这是马氏以拉丁语法以律汉语的结果，因为在拉丁语法中，告言义的动词可以带两个受格宾语，而授予义的动词只能带一个受格宾语和一个与格宾语，与格宾语就相当於马氏的转词。马氏对於西方语法的这种生搬硬套，不但严重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大大影响了他对於汉语语法特点的分析和研究，而且开了后来研究者的模仿之风。例如在汉语中，动词、形容词也可以做主语和宾语，名词、代词和形容词也经常起到副词的作用，为了维持词在意义上的类别和跟句子成分的对应关係，马氏把这种现象统统算作“假借”。这种词类假借说，是作者在模仿西方语法遇到困难时的一种变通的办法。事实上汉语的词在造句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而非单一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们所处的位置与西方语言不同，而认为其中一些词类以借为其他词类。在古代汉语中，词类假借说（又称词类活用）应该真正严格限止在个别词的临时性灵活使用上，如果某一词类能够大量出现在某一句法地位上，那就不应该视为假借和活用。又如作者关於次的理论兼指名、代诸字在句读中的句法关係，而起词、止词等也表示名、代诸字在句读中的句法关係，因此次就不可避免地要和起词、止词等句子成分的概念有许多重合，这样，除了因为名词修饰语马氏未立词名，所以偏次尚属有用之外，其餘的次和词就是徒然多立一套名目了。马氏之所以在词之外又立有次，其原因又在於模仿西方语法在句子成分之外又有格。但是西方语法的格有其形态的标誌，汉语没有，汉语只有位置一途，则次和词的相重就是必然的了。

　　最后，此书使用的许多概念、术语，如字、词、句、读等，往往与中国传统语文学中的名称相同，而文中又不能不用传统语文学的名称，这样新旧名称参杂互用，鱼龙混杂，往往使读者不明所以，难以卒读。例如卷一界说九：“《论·公冶》：‘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又《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也、矣、乎三字，今以助一字而已。故同一助字，或以助字，或以助读，或以助句，皆可，惟在作文者善为驱使耳。”这裹第一、四两个“字”为文字之字，第二、三两个“字”则相当於今天所说的词。

　　歷史上关於《马氏文通》一书的研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三五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马氏此书的质疑、刊误和补正，但内容多限於具体的局部的问题，代表作有陶奎《文通质疑》（附《文通要例》后，华新印刷局，一九一六）、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一）等；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〇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注意从理论上、语法体系上分析、研究马氏的得失，特别是严厉批评了马氏之书对於西方语法的机械模仿和生搬硬套，代表作有何容《中国文法论》（独立出版社，一九四二）、陈望道等《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上海学术社，一九四〇）等；从一九五〇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学者们开始全面而科学地研究、评价马氏此书，既充分肯定它的歷史功绩，又详细而深入地指出其理论和体系上的种种弊端、谬误，此外对於马氏的思想、马氏此书的作者，也多有探讨，有关这方面的主要材料收集在张万起编辑的《马氏文通研究资料》（中华书局，一九八七）一书中，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