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十卷。梁刘勰著。成书於齐永元元年（四九九）。版本有明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张之象刻本、清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杨升庵批点本、乾隆三年（一七三八）黄叔琳辑注本等数十种。

　　刘勰（四六五——五二二），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一生跨宋、齐、梁三朝。早年丧父，家贫，后投奔定林寺佛教大师僧佑，与僧佑共同生活十多年。定林寺是当时的佛教中心，藏书丰富。刘勰既帮助僧佑整理佛经，精通了佛学；又读到大批经史子集，熟諳了儒家经典，乃着手撰写《文心雕龙》，书成后因得到沉约赞誉而出名。梁朝时，曾任太末（今浙江龙游）县令、东宫通事舍人等职。

　　《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批评和美学的名著，也是论文章作法、修辞学的书。全书共五十篇，论及修辞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修辞原则。

　　（一）“为情而造文”的原则。本书《情采》篇云：“水性虚而沦漪结，本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女，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作者强调了文附质，质待文，形式与内容二者互相依存，不能割裂的辩证关係。并进一步指出“情者文之经，辞者文之纬”，情是文章的经綫，言辞、文辞是文章的纬綫，经綫正了，纬綫才能发挥作用。强调文章的内容起决定作用，反对脱离内容只追求形式华美的文风，反对“为文而造情”。同时他也重视语言形式的重要作用，主张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要求“衔华佩实”、“文质相称”。

　　（二）自然之美的原则。作者认为“文原於道”，天地万物的文彩都是自然形成，符合自然之道的。与天地并称为“三才”的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有了语言，必然具有文彩，也同样符合自然之道。因此作者主张修辞应具备自然之美，反对过分地雕琢而伤事物的真美。这一原则贯彻於全部修辞理论之中。

　　（三）“变通适会”的原则，作者看到“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文章体裁有定，而表达方法变化无穷，因此主张运用语言必须掌握“通变之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修辞必须适应文章内容、作者感情、文章体裁及形势、时机、对象身分地位方面的变化。

　　二、论字、句、篇、章的修辞。

　　作者从整体出发论述了字、句、章、篇修辞之间的联係，指出“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同时，他又对字、句、章、篇分别提出不同的修辞要求。如用字迴避说：二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作者特别强调章节语句的安排要从整体、全局着眼，注意衔接照应，指出：“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絶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

　　三、论修辞手法。

　　本书列专篇论述丽辞（对偶）、比兴、夸饰、事类（用事）、隐秀等多种修辞手法。其特点是不仅论及定义、分类，而且总结了运用原则，某些论点至今仍有价值。如论比喻，看到比喻有“敷华”、“惊听”的修辞效果，提出须遵循“物虽胡越，合则肝胆”、贵“切至”、贵“巧”等运用原则。论丽辞，概括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等四类，提出“精巧”“允当”、“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等原则，并肯定夸饰具有“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的艺术魅力。对夸饰手法修辞功能有很正确的认识。

　　四、论文体风格。

　　此书上编从《明诗》到《书记》篇，分别论述了三十多种文体，下编《定势》、《体性》篇也论文体，从而建立了与修辞有着密切关係的古代文体论，其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一）各类文体的修辞准则。作者从“文”、“笔”尔方面来总结文体，并根据各类文体的内容、功用，概括出不同的风格特徵。例如他总结诗体的风格要求，认为四言诗是正体，其风格应为典雅泽润，而五言诗的风格则为清秀华丽。作者还运用比较方法，辨晰相近文体风格的异同。

　　（二）作品风格的类型与多样统一。作者在《体性》篇中将作品风格归为八大类型：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缚、壮丽、新奇、轻靡。指出各类型的风格特点，如“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认为这八种风格虽各有别，但并不是每人每部作品只能有其中一种风格，而是可以某一种风格为主导，融会其它，从而达到多样统一。所以他指出“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輳相成”。这一观点颇为精当，对后世很有影响。作者还论述了风格与时代、作者个性的关係，对后代亦有启迪。

　　此外，在《声律》篇裹论述修辞的音乐美，重视声律的“和”和“韵”，提出“异音相从谓之和”、“同音相从谓之韵”的观点。主张利用汉语字音声律、声调的特点进行修辞。作者在《知音》篇还提出“六观”说，主张从“位体”、“置辞”、“通变”等六个方面鉴赏修辞的美。这些创见都难能可贵。

　　总之，《文心雕龙》体大思精，论述修辞的内容十分丰富。今人詹瑛认为这部书的特点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文章作法和修辞学。直至清代，除宋代陈騤《文则》外，从论述诗文修辞的全面性系统性看，还很少有能与之相比肩的。因此《文心雕龙》堪称古代修辞的奠基之作，对我国修辞学研究的发展影响很大，在修辞学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修辞学建立前后，修辞学界推崇、吸收刘勰修辞思想的甚多。有些著作曾把刘勰称为“世界修辞三大鼻祖之一”，认为他可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相媲美。日本岛村抱月《新美辞学》（一九〇二）指出“中国修辞学的祖师是刘勰”，“到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国才有一部完全的修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