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则》二卷。宋陈著。成书於南宋乾道六年（一一七〇）。版本有元至正十九年（一三五九）陶宗仪刻本、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山阿陈哲刻本、万历年间甬东屠本畯刻本、清台州丛书重刊本。一九六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台州丛书本为底本，校以其它四种版本，重版发行。

　　陈，生卒年月不详。字叔进，宋台州临海（今属浙江省）人。举进士，官吏部侍郎，知枢密事，兼参知政事。后因触犯权贵而贬官。终年七十六岁。《宋史》有传。

　　《文则》是一部修辞学著作，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论述修辞原则

　　（一）贵贴切自然，反对矫揉造作。以古语“黶子在颊则好，在顙则丑”为喻，说明言必“有宜”，词语必须妥贴、自然的道理。指出谢惠连《雪赋》中生硬套用《易经》的句法，如“雪之时义远矣哉”一语，就犯了“黶子在顙”的毛病。又引用庄子“陘虽短，续之则忧；鹤陘虽长，断之则悲”的话，以《檀弓》文句为例，说明句子该长则长，该短则短，不能故意做作，人为地任意增减。

　　（二）贵明确，反对晦涩。认为文章以“旨深而不晦”为优。要避免用词含混，忌病辞、疑辞。如《檀弓》，“容居，鲁人也。”“鲁人”即为疑辞，因为表意不明，易引起歧义。一般人往往理解为“鲁国人”，其实乃“愚钝之人”之意。

　　（三）贵简洁，反对疏闕。主张“言以简为当”，“文贵其简”。并将古书中记载同一类事的不同文字进行比较，肯定了简洁的表达方法能使“意愈显”。同时提出简洁与疏闕有别，应做到“言简而不疏”、“文简而理周”。如果简而有“闕”，那就是疏漏，是不足取的。

　　（四）贵通俗，反对乱用古语。以《礼记》、《盘庚》及古代其他诗文中均有使用“浅语”、“民间之通语”、“常语”的现象，来说明诗文不应深奥难懂而应浅俗的道理。认为多用民间俗语、口语，读者才能通晓。作者反对乱借古语，批评了张茂先、应吉甫等由於乱借古语而造成词义不当、“屋下架屋”的弊病。

　　二、论述多种修辞手法

　　全书论积极修辞手法达十多种，其特点是有规则，有分类，有例证。如把比喻细分为十类。其论述值得肯定之处有三：第一，最早以经传为对象，对比喻进行较为系统的细緻分类，每类均总结出规律，并举有例证。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第二，总结修辞特点，多符合汉语实际，至今仍为人们所沿用，只是名称略有不同而已。如“直喻”和“简喻”，约相当於现代修辞学中的“明喻”和“隐喻”。第三、初步注意到语言形式的特徵，如指出“直喻”的特徵是“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虽开始触及语言形式，指出“诸言“如’者，皆比辞也”，但只看到一个“如”字，而陈騤的论述显然进了一步。

　　三、论述文体风格

　　作者除追溯文体起源外，又运用前人关於文体与风格相联係、相适应的观点，论述了文体的分类及不同文体所表现的不同风格。例如，从《左传》中归纳出命、誓、盟、祷、諫、让、书、对等八种文体，分别指出它们的风格特点：“命，婉而当’、“誓，谨而严”、“盟，约而信”、“祷，切而慤”、“諫，和而直’、“让，辩而正”、“书，达而法”、“对，美而敏”。同时，还评论了若干文章的风格。如分析《考工记》一文“盖有三美：一日雄健而雅，二日宛曲而峻，三日整齐而醇”。也就是说，一篇文章中不同的段落或句子均可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此外，将文章区分为“载事之文”和“载言之文”两种文体。前者指以记录和描述事物为主的文章，后者指以记录和描述对话为主的文章。可惜未能进一步总结出规律。

　　四、采用比较与归纳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修辞的美和丑是相对的，而不是絶对的，只有经过比较才能从中看出修辞的异同、优劣、关联与多样性，进而总结其原则、规律。因此本书大量采用比较和归纳的研究方法。例如将汉代刘向《说苑》中所引泄冶的话：“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与《论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以及《书经》的“尔惟风，下民惟草”相比。泄冶的话用了三十二字才将意思说明白，《论语》则用了十六字，而《书经》仅用七个字，语意已显豁清楚。相比之下，自然得出“文贵其简”的原则。

　　我国古代修辞理论在宋代以前，除刘勰《文心雕龙》外，大多缺乏系统性。陈氏此书较之前人有其独到之处。它涉及修辞的范围较广，且初具系统。作者以《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及诸子的古籍中的大量修辞现象为第一手资料，经过多年精心分析研究，因此有些论述颇具深度，并有创见。清代宋世犖曾赞誉该书是“操觚之定律，珥笔之初桄”。现代修辞学研究也从该书得到许多借鉴。

　　有关《文则》的研究，除一些修辞学史著作外，还有谭全基的《（文则〉研究》（香港问学社，一九七八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