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驥德著《曲律》一书的历史介绍

　　《曲律》，四卷。明王驥德著。有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苏州绿荫堂重印明方诸馆刻本、道光年间金山钱氏《指海》本、一九五九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一九八三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陈多、叶长海注释本。

　　王驥德（？——约一六二三），字伯良，又字伯骏，号方诸生，别署秦楼外史，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早年师事戏曲家徐渭，颇受赏识，后又受到戏曲家汤显祖的影响。万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抱病撰写《曲律》，歷时十餘载始定稿。

　　《曲律》既是我国最早的戏曲理论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戏曲修辞的著作。全书共四卷四十章，大致上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三、四部分共四章，为“绪论”、“杂论”、“附论”，论述南北曲曲源、戏曲史和作家作品等，与修辞关係较少。第二部分“分论”计三十六章，又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关於声律，共有论平仄、论阴阳、论腔调等十章。第二大类关於用字造句谋篇，共有论章法、论句法，论字法、论对偶等九章。第三大类关於曲词，共有论套数、论曲禁、论巧体等八章。第四大类关於戏剧，共有论引子、论过曲、论尾声、论宾白等九章。“分论”中阐述的内容，许多与修辞有关，其中尤以以下两个方面最为重要：

　　一、最早提出格律与文词俱美的观点。

　　明万历年问，戏剧界有一场大辩论。辩论的双方是以汤显祖为主的临川派和以沉璟为主的吴江派，辩论的焦点是格律与文词的关係问题。沉璟精於曲律，一味追求协律，竟把词的内容放在次要地位，他的剧作因而缺乏动人的思想光彩。汤显祖则强调曲意，不重视格律，扬言“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王驥德在辩论中既看到双方的成就，也指出他们的缺陷，他说：“吴江（沉璟）守法，斤斤工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认为沉璟儘管费大劲钻研格律，由於内容格调不高，对观眾的吸引力仍不大。而汤显祖作品的效果虽好，但音韵格律方面“多逸工尺”之法，伶人演唱不便，乃是“腐木败草”，应该剔除。但两人相比，王仍认为汤的成就居上。王氏是吴江派成员，这样的评价显示了他的卓越识见。他心目中的典范作品，就是“法与词两擅其极”的《西厢记》，认为此书才是格律与文词俱美的极品。

　　二、论戏曲语言的特殊性

　　第一，论曲语不同於诗、词语。当时不少人习惯上把“曲”看作“词餘”，把“词”看作“诗餘”，只看到诗、词、曲语的共同点而未注意到曲语的特点。作者首先从句式的长短上加以区分，指出诗最多只有五字或七字，词虽由长短句组成，但篇幅也不长，而曲则可以“洋洋”，连绵不断，可用更长的篇幅来表达内容，足使“听者色飞，触者肠靡”。同时，诗、词都不得加入方言谐语；而诗受格律限制，词又受到声调的制约，只有曲在这几方面都比较自由，可以“意之欲至”，“纵横出入”。

　　第二，论注意戯曲语言的对象。《曲律》一方面强调要适合知识阶层“士人”和“闺妇”的口味，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使没有文化的“村童野老”听得懂，曲词就要写得不深不俚，这就要把“文藻”和“本色”结合起来。而上述两种对象中，作者更强调要使“老嫗解得”。“夫曲本取於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与此同时，王氏还强调作品中人物语言必须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写作者“须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要设身处地从人物特徵出发去写作曲词，要努力“模写其似”，“勿晦勿泛”。

　　第三，宾白论。《曲律》指出，“宾白，亦曰说白”，指的是唱词以外的成分。传统戏曲一般总是重唱词、轻宾白。王氏认为写“宾白”之难“不下於曲”。同时把“宾白”分为“定场白”和“对口白”两类。指出前者是剧中主要人物第一次下场念完“引子”和“定场诗”后的第一段独白，必须做到“稍露才华，然不可深晦”。而“对口白一，则要求“明白简质”，忌用“之、乎、者、也”，“句字长短平仄，须调停得好，令情意宛转，音调鏗鏘”。这些话都是很有见地的。

　　此外，此书还对戏曲的声律、章法、句法、字法等问题以及用事、镶嵌、对偶等辞格作了深入的探讨，对北戏、南剧不同的语言风格作了专门的分析。

　　《曲律》建立了我国歷史上第一个戏曲修辞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虽嫌粗糙，但多创新之论，为清代和现代的戏曲修辞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清代李渔所以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同《曲律》的开创性贡献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