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礼记》篇名。《隋书·音乐志》説是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汉成帝时，刘向校书辑得二十三篇。编入《礼记》者十一篇。孔颖达疏：「按郑目录云：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爲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此，略有分焉。」《乐记》成书约在战国，十一篇中的前八篇集中讨论了乐教。

　　《乐记》认爲「乐」是人心感于外物而産生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是人的真实感情的流露，是人之德性的英华。「唯乐不可以爲僞」；「乐者，德之华也」。肯定音乐具有重大的教育和治化的作用： 一、陶冶感情。「乐极和」，可使人「血气和平」。二、涵养德性。「乐者，通伦理者也。」乐可以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慈良）之心油然生矣」。三、有益改变社会风气。「乐行而伦清，……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四、有利于安定社会。「乐者爲同」，「同则相亲」。「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由此主张加强音乐教育：「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乐记》虽以「乐」名篇，但论述的核心，是在如何协调礼教与乐教，使其达于最佳之和谐、平衡、统一。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了礼、乐两教的关係。

　　一、礼乐之谐和本于天地。《乐记》认爲，乐反映的是「天地之和」，礼反映的是「天地之序」，「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只有明于天地所代表的「和」、「序」两大功能，才能兴礼作乐。强调「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教和乐教都本乎天地，因爲天地和谐，才能作育万物，同样，只有礼乐协调，才能作育人才。主张「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而同化，而乐兴焉」，由于礼乐与天地相应，所以统治阶层一旦「举礼乐，则天地将爲昭焉」，礼乐两教的推行和配合，将使天下平和安定。

　　二、礼乐谐和则王（治）道备。《乐记》认爲，「治道」出于「同民心」，而爲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慎重地选择教育的内容，做到以礼「导其志」，以乐「和其声」，以政「一其行」，以刑「防其奸」，礼、乐、刑、政四者，都具备统一人心的功用，当这四者充分施行而且互不妨碍，「则王道备矣」。强调「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唯有以仁爱之心待人，以刚义之志正人，才能使国安民治。主张统治者应该「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因爲「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礼的特性是「殊事合敬」，乐的特性是「异文合爱」，礼和乐的推行都必须恰到好处，否则「乐极则忧，礼粗则偏」，其效果适得其反。只有真正的大圣人，能做到「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明确标示，凡言王道也就是治道，治道就是教化之道，教化之道就是礼乐之道，礼乐之道就是圣人之道。所以王道无它，礼乐谐和而已矣。

　　三、礼乐谐和在于亲、敬相兼。《乐记》认爲，追求快乐是人「情之不可变者」，遵循礼仪是人「理之不可易者」，前者的特点是「欣喜欢爱」，后者的特点是「庄敬恭顺」，「乐统同，礼辨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与乐的施行都必须恰到好处，因爲「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要做到不「流」不「离」，就要使「亲爱」与「敬顺」这两种功能相辅相成，唯有将礼、乐两教紧密结合于一体，才能达到既美又善的人才标准。

　　四、礼乐之谐和出于内、外相交。《乐记》认爲，「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只有从人的内、外两方面一起施加作用，这样才能达到「极和」、「极顺」的良好效果。内和与外顺两者结合，「则民瞻其顔色而勿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要求统治阶层将「礼乐之道，举而措之」，从而使「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以乐调谐人的内部情意，以礼节制人的外部行爲。仅有前者，人或不「承听」；仅有后者，人或不「承顺」。要做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就必须内、外相交，内修外制，最终达到「揖让而治天下」。

　　《乐记》还记述古《大武》乐舞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全部舞蹈分爲六段：「始而北出（由北面出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挥师南下）；四成而南国是疆（平定南方）；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公与召公分陝而治）；六成复缀以崇（舞者重新集合整队，表示对周武王的崇敬）。」

　　《乐记》所体现的乐教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上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礼乐和谐论，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汉以后，所论乐、礼两教之关係，几乎不出《乐记》所论之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