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子》，原作内、中、外三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一百二十卷，现存一卷三十篇。西晋傅玄撰。通行本有：清《四库全书》本、陝西文献徵辑处一九二三年《关陇丛书》本等。

　　傅玄(二一七——二七八)，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陝西省耀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未成年便失去双亲，加上社会动乱，家道由此中衰。曹魏时，由州举爲秀才，官至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晋书·傅玄传》)司马炎称帝以后，愈加显达，先后任散骑常侍、驸马都尉、侍中、御史中丞、太僕、司隶校尉，多爲皇帝近要之职。在此期间，他多次上疏，以历史经验爲理论依据，主张排斥刑法、玄学等社会流行思潮，提出以儒学思想作爲治国的根本指导理论。任御史中丞时，就农田水利、税收、政区管理乃至民族问题，积极地发表改革意见。他刚正坦荡、疾恶如仇，「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勇不寐，坐以待旦。于是贵游摄伏，台阁生风。」(同上)因而，在他死后，被谥爲「刚」，追封清泉侯。《晋书》卷四十七有传。

　　傅玄一生著述不辍。大约在中青年时期，他和东海缪施受命撰订《魏书》。《晋书》説傅玄「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爲区例。名爲《傅子》，爲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馀卷行于世。」(同上)唐宋以后，《傅子》和《文集》散佚很多。清《四库全书》曾收集当时所见傅玄的著作，以《傅子》(二十四篇及附录)、《傅玄集》爲名刊行于世。后世学者研究傅玄多据此本。

　　一九二三年，陝西文献徵辑处铅印《关陇丛书》，收入富平张鹏一编纂《北地傅氏遗书》凡九卷，其中依据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广州刊定远方浚师辑编的《傅子》一卷三十篇(主要据日本刊行唐魏徵《群书治要》辑)、《鹑觚集》二卷和《傅子校补》一卷等，予以精细校订。与《四库全书》收录的《傅子》相比，这个版本内容远爲丰富，也更爲可靠。

　　《傅子》中有关教育的篇目主要有：《贵教》、《通志》、《戒言》、《正心》、《礼乐》、《大本》、《法刑》、《义信》、《治体》、《信直》和《举贤》等，其儒学教育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可以归纳爲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人的变重本质和教育本质。

　　傅玄指出：「夫贪荣重利，常人之性也。」(《戒言》)据此，他提出两种理论假设：「人之性避害从利，故利出于礼让则修礼让，利出于力争则任力争。修礼让，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任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贵教》)他继承儒家传统教育理论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指出：「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改者乎?」(同上)因此，傅玄人的本质观包含了人贪荣重利的生理选择性和善与恶的道德性，这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

　　对于教育本质，傅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正心》)教育的本质，便是「正心」、「自得」的过程。「正心」是什麽?傅玄説：「心者神明之主，万理之统。动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况人乎?况万物乎?」(同上)他认爲，教育便是让人的意识活动、状态处于不失儒家道德规范的过程。

　　二、关于教育价值。

　　首先，傅玄讨论了教育在人的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澄而清，动之则流而浊。先王如中流之易扰乱，故随而教之。」(《傅子校补》)既然人性具备贪荣重利的生理选择性和从善的道德性，那麽同时也就具备了可教育性：「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粗也，可教而使；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改者乎?」(《贵教》)人不但具有可教育性，而且还有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夫金木无常，方圆应形，亦有隐括，习以性成。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正人在侧，德义盈堂。鲍肆先入，兰蕙不芳。」(《戒言》)环境对人的个体成长也具备极爲重要的作用。傅玄用「朱」、「赤「和「墨」、「黑」分别比喻「善」与「恶」，认爲个体随着不同的环境而获得不同的发展。他对教育作用的局限性也有认识：「今有铅锡之鋋，虽欧冶百炼，犹不如瓦刀(注：此处疑有脱字)；有驽骀之马，虽造父驾之，终不及飞兔絶景，质钝故也。土不可以作铁而可(爲)瓦。」(《傅子校补》)这种观点否定了环境决定论。

　　据此，傅玄进一步讨论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正心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而所济弥远。」(《正心》)又説：「古之达治者，知心爲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安，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远乎哉?求之心而已矣。」(同上)乡闾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基层组织。傅玄以乡闾爲例，具体説明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笃乡间之教，则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邻相恤而亡相救，则邻居相恃怀土而无迁志；邻居相恃怀土无迁志，则民必安矣。……乡闾无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安民》)傅玄进一步指出：「辩上下者，莫正乎位；兴国家者，莫贵乎人；统内外者，莫齐乎分；宣德孝者，莫明乎学。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傅子校补》)在讨论教育的价值时，傅玄并不局限于社会发展的单向作用，他还注意到教育发展的物质前提：「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贪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通志》)这一观点，含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

　　三、对传统法家教育的批判。

　　传玄指出：「商君始残礼乐，至乎始皇，遂灭其制。贼九族破五教，独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内去礼义之教，外无列国之辅。日纵桀纣之淫乐，君臣竟留意于刑书。虽荷戟百万，石城造天，威凌沧海，胡越不动。身死未收，奸谋内发，而太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觉，二年而灭，曾无尽忠效节之臣，以救其难。岂非敬义不立，和爱先亡之祸也哉?礼义者，先王之蕃卫也。秦废礼义，是去其蕃卫也。」(《大本》)他指出：「齐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设也。」(《法刑》)应当趁着「大晋龙兴」的难得际遇，及时地根本地清除法家教育的流弊。

　　四、德威相济的德育论。

　　傅玄提出「正德」之教：「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临民，犹树表望影，不令而行。」(《正行》)「正德」之教的内容是尊儒家之道、贵儒家之教。他认爲儒家的核心内容是义、礼、仁、信、智等五种社会道德范畴。「正德」之教，便以这五种道德范畴爲核心内容。

　　傅玄强调，治国安民要德威并举，用惩罚弥补道德教育的某些不足。他説：「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治体》)又指出：「善治民者，开其正道，因所好而赏之，则民乐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恶而罚之，则民畏其威矣。……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同上)针对不同的社会状况，提出了实施德威相济的相应顺序：「治世之民，从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礼而后刑也；乱世之民，从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后礼也。」(《法刑》)

　　对于道德修养方法如迁善改过，傅玄发表了深刻的见解：「自非圣人，焉能无失，失而能改，则所失少矣。」(《□□》)他认爲，如果听任错误积累、发展，终会酿成大祸：「积薪若山，纵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盂之水尚可灭也；及至火猛风起，烟火行天，虽倾竭海不能救。”(《傅子校补》)因此要求「闻一善言，见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闻一恶言，见一恶行，远之唯恐不速」(同上)。迁善改过还必须借助正直之言：「古之贤言，乐闻其过，故直言得至，以补其阙。古之忠臣，不敢隐君之过，故有过者知所以致，其或不改，以死继之，不亦至直乎!」(《信直》)又説：「明主患谀己者衆，而无闻失也。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诚，虽事不尽是，犹欢然受之。所以通直言之途，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闻，则己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内，谀者顺之于外。」(《□□》)可见，改过迁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个人的人生修养和自我教育，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五、关于学习。

　　首先，傅玄认爲，学习必须有主观能动性：「人之学，如渴而饮河海。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傅子校补》)其次，他强调学习必须专心致志：「逐兔之犬，终朝寻兔，不失其迹；虽见麋鹿，不暇顾也。」(同上)再次，他主张学习活动应有一种较高的境界：「学以道达荣，不以位显」(同上)。

　　傅玄坚定地站在儒家的立场，他的教育思想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教育和世俗教育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的教育理论。其中「正心」、「自得」的教育本质观，善、恶道德双重性与生理选择性相结合的人的本质观，因善改恶和「正身」、「正左右」、「正朝廷」、「正天下」的教育价值论，德威相济的理想德育论等等，不但继承发展了儒学的传统教育观点，而且具有浓鬱的时代创新气息。与傅玄同时代的王沉，曾专门写信盛赞道：「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扬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傅玄传》卷四十七)唐代房玄龄也深爲折服，説：「鹑觚贞谏，实惟朝望。」(《晋书·傅玄传赞》)

　　关于《傅子》及傅玄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毛礼鋭、沉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中的有关章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