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分内外两篇，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东晋葛洪撰。通行本有：明《正统道藏》本、鲁藩本(又称「承训书院」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本和一九九一年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释》本。

　　葛洪(约二八三——三四三年)，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生于西晋没落的士族家庭。自述「年十有三，而慈父见背，夙失庭训，饥寒困瘁。」(《抱朴子·自序》)少年时好神仙导养之法，师从其祖葛玄的弟子郑隐学道，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太安年间，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选伏波将军，后赐爵关内侯。咸和初，携带子侄往交阯，止于广州罗浮山炼丹。在山著述不辍，约六、七年后去世。《晋书》卷七二有传，《抱朴子》的《内篇序》和《外篇自叙》及《太平环宇记》等，也有载述。

　　葛洪著述除《抱朴子》外，还有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金匮叶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以及《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等。多已亡佚。

　　葛洪青年时代就「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馀年，至建武中乃定。」(《抱朴子·外篇自叙》)可见，《抱朴子》非一时所作。

　　《抱朴子》成书约在公元三一七年前后，「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让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道臧否，属儒家。」(《外篇自序》)实兼採道、儒、墨、名、法各家之言。其中，有关教育的篇目主要有：《畅玄》、《论仙》、《对俗》、《至理》、《微旨》、《塞难》、《释滞》、《道意》、《明本》、《辨问》、《极言》、《勤求》、《地真》、《怯惑》、《勖学》、《崇教》、《审举》、《疾谬》等。

　　《抱朴子》中的教育思想，可归纳爲如下几个方面。

　　一、论人和教育的本质。

　　葛洪认爲：「夫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哉?然荣华势利诱其意，素顔玉肌惑其目，清商流徵乱其耳，爱恶利害搅其神，功名声誉束其体。此皆不召而来，不学而已成。」(《至理》)他指出，人先天相同的「最灵」之气，常常因社会的因素而丧失。据此，他从学习的角度对教育本质问题进行探讨。他説：「夫学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扬埃秽，雕煅矿璞，砻炼屯钝，啓导聪明，饰染质素，察往知来，博涉劝戒。」(《勖学》)他把学习的本质理解成是清除后天各种「污染」，对先天素质进行培养的过程。实际上，他不仅指出了人的本质是「质素」，而且由学论教，进一步指出了教育的本质是「清澄性理」、「饰染质素」的社会实践过程。

　　二、论教育价值、目的和过程。

　　关于教育价值，葛洪充分肯定了人的可教育性。他説：「百兽可教之以战阵，畜牲可习之以进退，……又况乎含五常而禀最灵者哉?低仰之驷，教之功也。惊击之禽，习之驯也。」(同上)因此，「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甚炳然耳。」(《勤求》)但他并不认爲教育对人的作用完全一样：「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对俗》)对于有的人而言，即便有明师教诲，也不能得道成仙。关于教育对社会的价值作用，葛洪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説：「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弥纶人理，诚爲曲备。……五帝不相袭礼，而其移风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损益怀善。」(《省烦》)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他思想内核中「仙道」与「世道」之间的矛盾调和。

　　关于教育目的，葛洪从道教的立场出发，指出：「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立经训俗土，以方术授知音。……自持才力，不能并成，则弃置人间。专修道德者，亦其次也。」(《释滞》)这是对「爲道者」的要求。对于「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对俗》)

　　关于教育过程，葛洪认爲，由于人的先天素质不尽相同，因而应当允许「爲道」和「得道」有先后。他説：「才性有优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后喻。」(《勖学》)因此，他强调教育是「早学」与「晚播」相结合的过程：「盖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也。」(同上)「若乃絶伦之器，盛年有故，虽失之于阳谷，而收之于虞渊，方知良田之晚播，愈于卒岁之荒芜也。日烛之喻，斯言当矣。」(同上)这一观点后来被北齐顔之推发展成「早教」与「晚学」相结合，对后世讨论教育过程有一定的影响。

　　三、对世俗教育的批判。

　　魏晋时期，传统儒学日渐衰落。葛洪对此表示极大不满：「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或沉溺于黄色之中，或驱驰于竞逐之路。孤贫而精六艺者，以游夏之资而抑顿乎九泉之下；因风而附凤翼者，以驽庸之质犹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谓之勤修庶几；拥经求己者，谓之陆沉迂阔。于是莫不蒙尘触雨，戴霜履冰，怀黄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径之近易，规朝种而暮获矣。」(同上)他批评「世人饱食终日，复未必能勤儒墨之业，治进德之务，……闻至道之言而如醉，睹道论而画睡。有身不修，动之死地，不肯求问养生之法。」(《金丹》)他认爲，如果不信奉道教，就会造成「末俗偷薄，雕僞弥深，玄淡之化废，而邪俗之党繁。」(《明本》)

　　对当时道教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葛洪也提出了批判。认爲「俗人不能识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道意》)，又説：「患乎凡夫不能守真，无杜遏之检括，爱嗜好不摇夺，驰骋流遁，有迷无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诱于可欲，而天理灭矣，惑乎见闻，而纯一迁矣。」(同上)又认爲有的人虽然诚心诚意地想得道成仙，但却不得修道要领和修炼方法，结果也只能是劳而无功。

　　四、理想的道教教育主张。

　　葛洪把「玄「之道」，作爲自己理想的道教教育内容：「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畅玄》)但是，葛洪又认爲：「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对俗》)可见，葛洪理想的教育内容体现了世俗性与宗教性的巧妙结合。

　　围绕这一理想的道教教育内容，葛洪提出了一系列的道教教育与修炼方法。择要略述如下。

　　第一，立志勤求。葛洪説：「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反听，内视反听，尸居无心。」(《论仙》)又説：「至于仙者，唯须笃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辨问》)可见，这是他首要的教育与修炼方法。

　　第二，循序渐进。葛洪指出：「凡学道，当阶浅以涉深，由易以及难，……学近术以辟邪恶，乃可渐阶精微矣。」(《微旨》)他特别强调：「初以授人，皆从浅始，有志不怠，勤劳可知，方乃告其要耳。」(《释滞》)又説：「积微致著，累浅成深。」(《疾谬》)这一观点，包含了辩证法因素。

　　第三，因材施教。葛洪指出：「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暗于自料，强欲兼之，违才易务，故不免嗤也。」(《辞义》)据此，他提出要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施以不同的教育：「譬犹治病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欲寒以温，除热以冷，期于救死存身而已。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乎?」(《喻蔽》)这一观点体现出以人的生理、心理发展爲依据的思想。

　　第四，防微杜渐。葛洪比喻説：「盈乎万钧，必起锱铢；疏秀凌霄，必始于分毫。」(《博喻》)他进一步指出：「智者料事于倚伏之表，伐木于毫末之初。」(《知足》)并説：「故博其施者，末若防其微。」(《广喻》)防微的目的之一，便是博施。因此。葛洪把防微杜渐爲学道的一个根本方法：「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仪也。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矣。」(《极言》)

　　第五，改过迁善。葛洪继承传统儒家的教育观点，反覆申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日月之烛，晞顔氏之子也。」(《勤求》)「过而不改，斯诚委夷路而陷丛棘，捨嘉旨而咽鈎吻者也。岂所谓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以小恶爲无损而不止，以至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愿世人改其无检之行，除其骄吝之失，遣其夸矜尚人之疾，絶息嘲弄不典之言。」(《疾谬》)

　　五、论选举、考试与教育。批评汉末以来选举不实的社会弊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鷄。”」(《审举》)他认爲，长此以往，便会导致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怀正居贞者，填笮乎泥泞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轩翥乎虹霓之际矣。而凡夫浅识，不辨邪正，谓守道者爲陆沉，以履径者爲知变。俗之随风而动，逐波而流者，安能复身于德行，苦思于学问哉?」(同上)因此，他提出要迅速「严试对之法」，「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而秀才必对策无失指则亦不得暗蔽也。良将高第，敢其胆武，犹复试之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尽得贤能，要必愈于了不试也。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但此一条，其爲长益风教，亦不细矣。若使海内畏妄举之失，凡人息侥幸之求，背竞逐之末，归举问之本，儒道将大兴，而私货必渐絶。」(同上)从某种意义上説，它爲隋唐科举制度的産生，作了理论上的铺垫和准备。

　　葛洪认爲，若「明考课试，则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同上)他明确地意识到，考试是教育的指挥棒：「若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以不立学官，而人自勤乐(注：「乐」疑应作「业」)矣。」(同上)有鉴于此，葛洪进一步提出：「余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计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之。临试之时，亟赋之人事因缘，于是絶当答策者，皆可会著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临察之。又严禁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违犯有罪无赦。但此，属托之冀窒矣。」(同上)这套考试方案，当然不完全是他的发明，但却是他的创新。如果把它与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相对照，则不难发现其中的历史联繫。

　　从教育方面研究《抱朴子》的成果有：毛礼鋭、沉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有关章节、李军《论葛洪的道教教育思想》(刊《世界宗教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