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集》，原名《张子全书》、《张横渠集》、《张子抄释》等。各本卷数不同，今本不分卷。北宋张载著。主要爲自著，其他爲历年讲学记录，由后学整理编纂而成，大多有单行本传世。部分著作元明时已渐佚，通行本何人所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不能明断，今人考定成于明万曆间沉自彰之手(《张载集》张岱年书前文)。版本主要有：明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吕柟刻本，万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沉自彰凤翔官刻本，徐必达《周张全书》本，清初翻刻本，郿县本，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喻三畏刻本，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李月桂刻本、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张伯行榕城刻本、五十八年(一七一九)朱轼刻本，乾隆间《四库全书》钞本等。

　　张载(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字子厚，祖籍宋(今河南商丘)，世居大梁(今开封)，因久居凤翔府郿县(今陝西眉县)横渠镇读书、讲学，世称「横渠先生」。称其学派爲「关学」。早年好兵法，自信提骑卒数万可横行匈奴，至欲结客收复洮西失地。后逢范仲淹经略西北，范爱其器识，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劝读《中庸》，并亲授之，后又访诸释老、诸子，并究心天文、曆算，终又反求于《六经》。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登进士第。登第前后曾「坐虎皮讲《易》京师」，初步形成思想体系，与表侄程颢、程颐过从甚密。曾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渭州军事判官、崇文院校书、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并在长安一带讲学，名扬关内外。晚年回到横渠镇著书讲学，撰成《正蒙》，培养大批出色学生。坚持「太虚即气”的气一元论的自然观；提出「物无孤立之理」，肯定「天地变化，二端而已」的对立统一法则和「人本无心，因物爲心”的认识论；倡言「井田」与「封建」和均贫富、兴学校、成礼俗的政治制度；向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社会理想。著作传世者有《正蒙》、《横渠易説》、《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均收入《张载集》。《文集》絶大部分散失，《横渠春秋説》、《信闻记》、《横渠孟子解》、《礼乐説》、《论语説》等已亡佚。生平事迹见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宋史》卷四二七本传、《宋元学案》卷十七、清武澄《张子年谱》等。

　　《正蒙》是张载代表作，自熙宁三年至九年费时六年写成。以示门人，门人苏昞爲方便阅读「成诵」，请求「区别」篇章，于元祐二年(一〇八七)略效《论语》、《孟子》，会归义例，篇次章句，编成十七篇出版。甚多注本。其中第十七篇《乾称》首段二百多字是张载政治伦理和社会理想的精要，又名《西铭》，被单独抽出列于全书首卷，历代皆有单行注本。《横渠易説》是其早年説《易》著作，成于进士及第前后，其中不少材料爲《正蒙》所取用。《经学理窟》主要论述礼乐、诗书、宗法、井田、教育、治学等问题，其中《学大原》上、下、《气质》、《义理》诸篇与教育关係密切。《张子语录》分上、中、下、语录钞、后录上、下等篇，与《拾遗》同爲其讲学、论学语录。《文集佚存》保存其部分文集。主要教育观点爲：

　　「教之必能养之然后信。」(《横渠先生行状》)认爲教育应当建筑在丰厚的物质基础上。民衆教育的成败、道德水准的高下，取决于物质生活水平，论教育，必先「足民」；士人道德才智的提高同样须生活条件的保障，国家必须「阜四方养士之财，使寒暖有归而衣食足。」(《文集佚存·策问》)而「足民」、「养士」的唯一途径是行井田、均贫富，然后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指出了教育必须以解决土地问题、发展社会生産爲前提。

　　「气质恶者学即能移。」(《经学理窟·气质》)提出把人性分爲「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两重。认爲人「与天同原」，都具有太虚本性，即爲「天地之性」；人禀受阴阳二气各异，一旦生成，各具特殊形体与品性，即爲「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于人无不善」，是人的共性；「气质之性」善恶混杂，满是缺陷，是人的个性。对「气质之性」如不加限制与改变，就会戕害「天地之性」。教育的作用与目的就在于改变「气质之性」，保存、发扬「天地之性」。「性与人无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同时，「气质恶者学即能移」(《经学理窟·气质》)，「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正蒙·诚明》)唯有人的死生和生理条件不可改变，其馀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变。所以説「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学也。」(同上)遗传(「气之昏明」)、环境(「遇之吉凶」)和教育(「学」)三要素间，教育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学必如圣人而后已。」(《宋史·张载传》)设想的教育基本目标是「学所以爲人」(《语录抄》)，即有上进之心、爱人之心。进一步的目标是「学爲贤人」乃至「求爲圣人」(《宋史·张载传》)。不承认有「生知」，也不认爲「上智下愚」不可改变，坚信人人都应以「圣人」爲追求，也都可以完善成「圣人」，否则教育就形同虚设。从道德上説，「圣人」「不私其身」，「至诚得天」；从认识上説，「圣人」「知物性之神」，更「知天地之神」，将「天地之性」恢复得最爲完善(《正蒙·天道》)，达到「性与天道无所勉焉」的「天人合一」境界(《正蒙·中正》)。「求爲圣人」最终是爲「道济天下」，既能做到「独善」，更是爲了拯民衆于水火、挽国运于危厄。学做「圣人」无非「豫而已」：「学者求圣人之学以备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来日所行必要做事。……言前定，道前定，皆在于积累，乃能有功。」(《横渠易説·击辞下》)

　　「文必能致其用。」(《正蒙·中正》)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原则应是「学贵于有用」，可以「举而措诸事业」。首重学礼，其所谓礼包含了井田、封建、宗法、教化、刑罚等制度，学礼就可以「他日有爲去做得些实事。」(《经学理窟·学大原上》)自然科学与军事知识也爲其所提倡。《正蒙》涉及的学科材料有天文、地理、曆算、生物、生理、心理、医学等，而其不少学生擅长逻辑学、数学，且多戍边名将，形成关学教育传统。还主张读《六经》，要求必须循环往复地学习、体会，并指出各经的作用：《易》告诉人「性与天道」之理，能使人「知人知天」，「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横渠易説·説卦》)而并非仅仅是「画卦」与「揲蓍」；《周礼》所载三代社会的各种制度有益于治；《诗》、《书》无非是「民之情然也」，它们通过「讴歌讼狱」表达了「衆所向者」。《诗》、《书》告诉人懂得遇事不必问天，「占之于人可也」(《经学理窟·诗书》)；《春秋》深蕴义理，并有助于认识孔、孟；乐不是「徒洋洋盈耳而已焉」(《正蒙·三十》)，它通过养人性情而存人「天地之性」，并使学者乐学不倦。同时，充分肯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教育作用，认爲其他书可以有疑，而这四种书尽可相信不疑，其提供了认识先圣和啓人思考的捷径。重实、有用是其教学内容的特色。

　　「士必慤而后智能焉。」(《正蒙·有德》)认爲人的完善有「德性上益」与「学问上益」两条途径：「须知自诚明与自明诚者有异。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张子语录》下)而道德修养与「德性」，决定着人的知识、才能的性质与方向，教育应首重之。认爲道德善恶来源于二重人性，又最终根源于兼有自然与道德双重属性的「气」，提出道德教育的任务是「变化气质」，达到「平物我」，「与天爲一」的境界，即「民胞物与」，「存，吾顺是；殁，吾宁也。」(《正蒙·乾称》)在兼济天下过程中实现独善其身。爲此，提出道德修养要求：进德不已。「不极善则不处焉。」(《张子语录》下)持之以恒，不须臾松懈，做到「言有教，动有法；昼有爲，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正蒙·有德》)处逆不忧。不必爲逆境而忧虑、而困扰，「困辱非忧」，而且「困之进入也，爲德辨，爲感速」(《正蒙·三十》)，更能成就人，「人有德慧术知者，存乎疢疾。」克己寡欲。「气质之性」的倾向是「灭天理而穷人欲」，「与学正相背驰」。所以「学者要寡欲」(《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当以理义战退私己。」(《横渠易説·大壮》)虚静恭敬。谦虚、专一、此心不动，戒慎、敬肃、心不懈怠。虽是「闲坐独处」的静养，实则「接物在其中」(《横渠易説·击辞下》)自律慎独。「只有责己无责人」，「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经学理窟·学大原下》)不仅大庭广衆之下应遇事责己，「处幽独，防亦不懈。」(《正蒙·神化》)人「当以己心爲严师」，自律、慎独，表里如一。躬行实践。「若要成德，须是速行之。」(《经学理窟·义理》)修养「不可徒养」。躬行起于「洒扫应对」的「小道」，从小到大，由微显著，産生飞跃。「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拾遗·近思录拾遗》)在现实生活中处处体现道德理想，使人与社会融爲一体。

　　「有无一，内外合(庸圣同)，此人心之自来。」(《正蒙·乾称》)其认识论强调「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结合。认爲：「人本无心，因物爲心。若只以闻见爲心，但恐小却心。」(《张子语孙》上)闻见是知识的来源，但靠闻见难以「尽天下之物」，又「不足以尽天下之故」，还可能使人「徇象丧心」，因此须有「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是「不闻不见自然静生感者」，但归根结底「亦缘自昔闻见，无有勿事空感者。」(同上)这就是通过「丑物比类」、「推类」，通过体悟去获知。无论「闻见之知」还是「德性之知」都産生于「合内外」，这是两种「合内外」：「人谓己有知，由耳目之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如能「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正蒙·大心》)由此形成其重怀疑、思考、创见和顿悟的特点。

　　「上巽施之，下悦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横渠易説·中孚》)从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感应现象，推导出「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有无相感，则不见其成」的普遍规律(《正蒙·动物》)，并用以説明教学过程是教、学双方共同努力过程。进而提出一些教学原则：因材施教。「教人者必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当知谁可先传此，谁将后倦此。」(《正蒙·中正》)初学者如果「妄以大道教之」，「始求太深，恐自兹愈远。」(《经学理窟·义理》)指出因材施教的依据是「天下之物无两个有相似者」；「人性有迟敏，气有昏明，岂可齐哉!」(卫湜《礼记集説·学记》引)循序渐进。教学「虽不可缓，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须求之有渐。」(《经学理窟·学大原上》)「求之有渐」，一是指教学内容有深浅难易之渐，再是指学生学习有达与未达、安与未安之渐。适时而教。教学应「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正蒙·中正》)「当其可」之「可」，可以理解爲学生年龄发展和知识水平之可，学生自觉学习要求之可和教学内容与形式之可。适时而教，效如时雨春风。教于未发。「谕人者，先其意。」(同上)「意」即学生学习中的不良意向。「意将动而先知之」，顺势引导，防患未然，否则，一旦「成乎过则不易救」。

　　「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经学理窟·学大原下》)认爲读书须有志向，「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同上)又须有自信，有自信方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经学理窟·义理》)，读书还应注意方法，一是读书当求「心解」、求「义理」，要能「通贯得大原」，善于把握书中意旨。二是读书贵「有疑」，尤其是「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同上)读书是由无疑——有疑——无疑(疑解)，这样一个个过程所组成。三是读书要「自得」，既要「自求」，独立获取知识；又要「当自立説」，形成创见。四是读书无常师，善聚衆人之善，向胜己者学，向「不若己」者学，向异己者学。五是读书善记忆。既要「诵记」，也要「札记」，更须通过思考加强记忆。这是因爲「不记则思不起」。六是读书须培养兴趣，读书「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矣」(同上)。并且，「乐则可久」，「乐则自不已」，能保持恒常的读书劲头(《正蒙·诚明》)。七是读书须常总结，保持读书的自觉性，万勿「日益而不自知」(《正蒙·三十》)。

　　《张载集》是研究早期理学教育思想的重要材料，对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学家，明代王廷相、罗钦顺，清代王夫之、顔元等思想家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均有影响。

　　有关研究著述有：明刘玑《正蒙会稿》，高攀龙、徐必达《正蒙释》，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王植《正蒙初义》，张岱年《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姜国柱《张载的哲学思想》，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其关学学派》，沉灌群等《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二卷《张载》(杜成宪著)。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新校点本《张载集》收入作者传世书文，及传记、叙跋材料，是最全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