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公文集》，又称《临川先生文集》或《临川集》。一百卷。北宋王安石著。《四库全书总目》称：「今世所行本实止一百卷，乃绍兴十年邵守桐庐詹大和校定。」常见版本有：《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自幼接受儒学教育，一〇四二年中进士，曾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职。在地方官任上，爲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重视水利建设，留心学校兴革，以富民化俗爲己任。宋仁宗时，进呈《万言书》，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和变法主张，指出「方今之急在人才」，人才之源在教育，强调统治者当首重教育以选拔人才，然后审时度势，「变更天下之弊法」(《上皇帝万言书》)。但这些主张，未引起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一〇六七年，宋神宗即位，鋭意改革，王安石受到重用。先是受命爲江宁知府，数月后被召爲翰林学士兼侍讲，并很快升任参知政事，拜相。这期间全面推展其酝酿已久的变法革新主张，通过青苗、免役、市易、保马、农田水利等新法，以期富国强兵。关于学校教育，王安石也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在中央太学，扩增校舍，充实师资，创立层层升补的太学「三舍法」。在地方州县学，掀起了继「庆曆兴学」之后的又一个兴学高潮，史称「熙宁兴学」。恢复和兴建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颁行《三经新义》爲全国统一教材，以统一思想。王安石诸项变法改革均産生了巨大的社会震荡，并引起以司马光爲首的守旧派的激烈反对，王安石被迫两次罢相。晚年，闲居江宁，致力于学术著述活动。王安石一生以改革爲务，视国家兴亡爲己任，提出了一整套颇具创意的学术和教育思想，世称「荆公新学」。主要著作除《文集》外，还有《周官新义》、《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临川集拾遗》。其生平事迹详见《宋史·王安石传》、《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

　　《王文公文集》收集了王安石的大部份诗文杂著。其中论及教育的主要篇目有《上皇帝万言书》、《性説》、《礼乐论》、《原教》、《材论》、《取材》、《兴贤》、《委任》、《知人》、《虔州学记》、《太平州新学记》、《繁昌县学记》、《慈溪县学记》等。

　　作爲改革家，王安石首重教育作用，并从理论深层阐述了教育对个人成才和社会变革发展的双重功用。他认爲，人生而具有视、听、思、行等天赋能力，强调这是人这一有形物质的基本属性。「不听而聪，不视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的，而神之所自生也，尽心尽诚者之所至也。故诚之所以能不测者，性也。贤者，尽诚以立性者也；圣人尽性以至诚者也。神生于性，性生于诚，诚生于心，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礼乐论》)。不同意人性中有什麽善恶的区别，引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説爲同调，认爲善恶産生于人后天接物而生的情，并与主体的自身习染关係至爲密切。他説：「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原性》)。对《论説》中「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他解释説，上智、下愚説到底都是与主体后天习染有关：「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性説》)强调人的天赋资质是爲人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若后天不重视环境和教育的滋养，这一点可能性也会泯灭殆尽。在《伤仲永》一文中，他记述了江西金溪方仲永幼年时天资聪明，「通悟」超群，乡人「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其父见有利可图，便「日扳仲永环丐于邑人，不使学」，结果长到二十岁左右，「泯然衆人矣。」这则故事形象地説明了教育对个人成长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与教育在人的成才中作用相适应，王安石十分重视教育对社会变革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説：「天下不可一日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慈溪县学记》)强调要通过教育去造就能够「爲天下国家之用」的文武兼备之才，指出「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爲六官之卿，出则爲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上皇帝万言书》)要求以「文武兼备」的实学取代「但知文事」的虚学，爲国家输送合格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人才。王安石还十分重视教育的思想统制作用，把教育视作思想学术统一的重要手段。他説：「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于天下。」(《乞改科条制)要求通过教育去达到人心的归一，以保证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认爲「学术不一」，必然异论纷然，阻碍改革措施的贯彻执行；而「一道德」便不能不兴学校。

　　基于变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王安石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人才理论——「教」、「养」、「取」、「任」説。认爲：「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上皇帝万言书》)

　　所谓「教之之道，是指人才的培养。王安石认爲，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广设学校，并严选教官，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提倡「学以致用」的培养目标，指出「可以爲天下国家之用者，无不在学者」，「苟不可以爲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同上)批评诗赋、帖经，墨义爲无补之学，重视培养从政牧民、富国强兵的实际能力，称「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同上)认爲诸子百家之书，苟能致用无不在学。抨击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提倡加强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教育，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与之相应，王安石认爲科举改革也应该以「崇实尚用」爲指针，「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策经学者，宜曰礼乐之损益何宜，天地之变化何如，礼器之制度何高，各傅经义以对，不独以记识问传写爲能。」(《取材》)

　　所谓「养之之道」，是指人才的管理，王安石説：「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上皇帝万言书》)即是説，一方面，对待人才应该给予足够的经济待遇，「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同上)另一方面，必须建立相应的礼制法度，凡「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事、器用之物，皆以命数爲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同上)如有人违背礼制法度，则须「裁之以法」。

　　所谓「取之之道”，是指人才的选拔。王安石反对以出身和资历来选拔官员，认爲选拔人才应该採纳推荐与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使衆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同上)强调考察人才不能「私听于一人之口」，要求「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同上)王安石尤其重视「试之以事」的实际考察，指出驽骥在「饮水食刍，、嘶鸣啼啮」方面并无多大区别；但是，一当试之以「引重车，取夷路」，二者的差别便很快显露出来。

　　所谓「任之之道」，是指人才的使用。王安石强调「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同上)强调要根据每个人的专长不同，做到人尽其才，「使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同上)。爲防止人才流失，主张「久于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使之更好地发挥人才的实际效益。

　　「教」、「养」、「取」、「任」四个方面构成了王安石人才学説的完整体系，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独特创造。这对今天的人才教育和开发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啓发意义。

　　王安石变法主张和教育改革思想震撼了北宋思想学术界，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诸方面均産生深刻的实际影响。他死后曾一度受到朝廷崇奖，配享宗庙，但不久便罢祀，被诬爲「名教罪人」、「误国奸臣」。《宋元学案》有意贬低王安石，仅列其学爲《荆公新学略》，附于全书之末。南宋事功派叶适、陈亮十分重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十九世纪末，中国资産阶级维新改良派梁啓超等人则给予很高的评价。列宁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

　　有关《王文公文集》研究著作有：沉灌群、毛礼鋭《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家评传》中有关章节等。